儒家以仁义为本，用战争禁绝暴政，消灭祸害的学说。儒家一向重视国家的武备，认为具有一定的武备方可免遭灭国绝祀的厄运。《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认为战争是用来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民众、丰富财物的。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又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但是，儒家强调以礼乐治国，并不轻易言兵。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句话基本上反映了孔子的战争观念。按照周代的礼制，天子才有权力征伐有罪的诸侯，诸侯之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没有天子的授意，是不允许发生战争的。但在春秋时代，这条规矩已被完全打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代替了“自天子出”。对这种状况，孔子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征伐出自天子，意味着合礼；征伐自诸侯出，则意味着违礼。合礼与违礼，其实质是仁义与不仁义的问题。因此，孔子是以仁义做标准看待战争，反对出自诸侯的不仁义的战争。他赞许管仲以仁和肯定以仁义作战的宋襄公就是证明。孔子反对不仁义的战争和战争中的权诈行为的思想，为孟子、荀子等所继承和发展。

　　善战者服上刑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认为是否行仁义，是安邦治国的根本。“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君主不响往道德，无意于仁，其臣下却要求人民替他勉强作战，这就等于帮助夏桀。正是从是否仁义来看待战争，孟子极力反对诸侯间的不义征战。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认为为争夺土地、城池而发动战争的人，死刑都不足以赎出他们的罪过，应该受最重的刑罚。所以又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同上）因此，孟子明确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孟子·离娄上》）反之而言：“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王，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殷切地期待他的解救。真是这样，百姓归附他，跟随他，就好像水向下奔流一样，那又有谁能够阻挡得住呢？从仁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明确反对“杀人盈野”“暴其民”的不仁义的战争。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　在孔孟上述思想基础上，荀子提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的思想。当弟子陈嚣问荀子说：“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子·议兵》）认为兵者乃争战掠夺之事，怎么会以仁义为本呢？荀子回答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同上）正因为是仁者爱人，所以厌恶别人的杀人；正因为是义者循理，所以厌恶别人制造的战乱。因此，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禁暴除害。仁义之兵凡驻留之处都得以平治，所过往之国无不从化，就像及时雨一样，莫不得到百姓的欢迎。他举例说，古代的两帝四王发动的战争，如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就是“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正因为如此，战争的结果能够“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海”。对此，李斯又问荀子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同上）秦国兵强海内，威行诸侯，并不因为行仁义，而是因为坚甲利兵、高城深池和严令繁刑。荀子则认为，李斯上述的看法是颠倒了本末，未看到事物的根本。在他看来，只有行仁义才是治国的根本，战争的根本，所以说：“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同上）这是“大便之便”，而秦国不过是“未有本统”的“末世之兵。”商汤放桀、武王诛纣都在于他们修行仁政，所以被视为仁义之兵，如果像李斯那样“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正是产生战乱的原因。这是因为，只有维护礼治，施行仁政，才是治世的最高准则，强国的根本。君主只有遵守礼治，实行仁义，才能得到天下，反之，就要丧失社稷，所以说：“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同上）这就从本末关系上进一步阐述了儒家以仁义为指导的战争观。

　　影响　儒家把战争的目的看做禁暴除害的思想，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用作为一般战争的指导原则。例如《吕氏春秋》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卷七《孟秋纪·禁塞》）把战争是否符合仁义，作为可否进攻、讨伐、救援和防守的衡量标准。《淮南子·兵略训》则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明太宗更加明确地提出：“发兵为诛暴，诛暴为保民。”（《明太宗宝训》卷四《谕将帅》）把“禁暴诛乱”看做“武有七德”之首（同上）。这种从战争目的去揭示不同战争性质的观点，已经触及到战争问题的实质，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