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军事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战争观、治军思想、谋略思想等的理论和学说。

　　内涵　孔子和历代儒家由于强调以礼治国，以德服人，主张珍惜民力，不夺农时，因而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就是严肃谨慎，不轻易言兵。“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对待征战之事就像对待斋戒祭祀、疾病一样严肃谨慎。但是，他们也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而是主张正义战争，兴仁义之师。因此，他们强调要“足食足兵”，“有文事必有武备”。同时，重视军事教育和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主张教民、教戒，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具有儒家思想特征的军事思想和学说。

　　节威返文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曾提出“明耻教战”的命题，主张对士兵进行礼义教育。孔子明确提出“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的思想，认为礼治不仅是治国的根本，也是建军的根本。一个国君首先必须关注的，是俎豆之事即礼治，而不是军旅之事；若脱离礼治来议论军事，则毫无意义。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思想，竭力反对兼并战争，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在礼治和用兵的关系问题上，孟子提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认为依靠道德来施行仁政就可以成就王业。荀子更进一步，提出了“礼者，治辨之极也”（《荀子·议兵》）的命题，认为礼不仅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也是巩固国家的根本。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同上），兼并别国是容易做到的，要巩固战果就困难了。据此，荀子在总结当时战争经验教训特别是秦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节威返文”的思想，主张必须节减兵威，回到礼义这一根本上来。重视对军队进行礼义教育，并把它看做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儒家的一贯思想。（见先礼后兵说）

　　仁者无敌　儒家关于战争性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观点。在“师贞，丈人，吉无咎”（《周易·师》），“师直为壮，曲为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等思想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者无敌说，主张以是否行仁、行仁政作为判断战争性质的标准。若“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就是正义战争，反之，则不是。孟子指出，只要施行仁政，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注重礼义教化，就能够得到民心，用棍棒也可以打败强敌，而其关键则在于是否得到百姓的拥护。据此，孟子又提出了“民悦则取之”的思想，说明攻伐战取是否可行，主要看是否合乎仁义。合乎仁义，百姓就会表示欣悦、表示欢迎，就可以攻伐战取，否则，就不能攻伐战取。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行仁义即可以“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的思想。在《荀子·王制》中，他指出，只要“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即仁德、义行高于天下，就会“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并且，明确提出了仁人治国的三条原则：“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用力。”“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荀子·富国》）他又提出实行王道的四条标准，即法治、佐贤、民愿和俗美（见《荀子·王霸》），从王道霸道的关系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儒家仁者无敌的思想。后来的儒家都发挥了这一思想。如宋代李觏明确主张：“仁义者，兵之本也。”（《李觏集》卷十七）仁者无敌说含有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的意义，对维护中国统一，抵御外来侵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禁暴除害　《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孔孟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强调以仁义为本，用战争禁绝暴政消灭祸害。孔子反对不仁义的战争和战争中的权诈行为。孟子则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倡导：“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孟子·离娄上》）在此基础上，荀子明确提出“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的军事学说，认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禁暴除害。他指出，“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就会“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否则，像秦国那样“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一味强调兵行海内，威行诸侯而不行仁，其结果必然是“未有本统”的“末世之兵”，最终丧失社稷。儒家把战争的目的看做禁暴除害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明太宗曾明确提出：“发兵为诛暴，诛暴为保民。”（《明太宗宝训》卷四《谕将帅》）这种从战争目的去揭示不同战争性质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见禁暴除害说）

　　兵以民为本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基本观点出发，曾提出敬其事而信于民的思想，反映在军事问题则是重视百姓在战争中的作用。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视民为兵本，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而“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从中得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的结论。荀子则进一步提出“兵要在乎善附民”的思想。他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议兵》）肯定壹民、亲民、附民为“用兵攻战之本”。而所谓壹民、亲民、附民的主要内容是：节用裕民，善藏有余，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和仁人之善。在他看来，只要做到这些，百姓就会“相率而为之劳苦”，“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报之”。后来的儒家无一不认识到兵以民为本，兵民相合、和衷共济在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朱熹曾指出：“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中国古代兵法选辑》249页）朱元璋说：“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明太祖宝训·谕将土》）可见，兵以民为本的思想实际上概括了军事上争取和利用民力的一般原则。（见用兵附民说）

　　人和说　孟子把“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思想，运用于战争，提出了人和说。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他就战争中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关系，深刻地阐明了战争中的主导因素是人，是人心的向背。孟子的人和说，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如杜佑说：“君臣和同勇而欲战者胜，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子十家注》）

　　兵贵伐谋　关于战争的谋略方面，儒家提出了兵贵伐谋说。孔子认为对待战争必须严肃谨慎，反对单凭勇力，鲁莽冒失，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孟子不仅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谋略思想，而且主张对待战争“当守义而爱民，不可侥幸而苟免”（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儒家的军事谋略思想，并概括为“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等军事原则（见兵贵伐谋说）。他认为，只要慎重地实行上述军事原则，就可以指挥若定，得心应手，成为天下无敌的大将。孔子、孟子、荀子的兵贵伐谋思想，为历代儒家所继承或发扬。赵充国说：“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杜预说：“以计代战一当万。”（《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唐代李愬认为：“若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欧阳修则主张：“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准诏言事上书》）明太祖朱元璋则概括说：“伐敌制胜，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明太祖宝训》卷一《经国》）兵贵伐谋，不仅为儒家，也为兵家所尊崇，是中国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

　　历史地位　儒家从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等关系方面，论述了许多关于战争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诸如用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战争的目的是禁暴除害，强调兵以民为本，主张人和及兵贵伐谋等。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一方面由于先秦兵家的兴起，古代军事思想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以《孙子兵法》（孙武著）为代表的兵家思想，被称为“兵经”，有关军事思想几乎无出入于其左右。另一方面，则由于儒家后学大多只强调仁义，而忽略了军事思想的研究和阐述，因此，儒家军事思想历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说：“先王之道，以仁义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孙子十家注》）自觉不自觉地把儒家和兵家从根本上对立起来。但这并不符合史实。事实上，儒家和兵家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李觏就此曾指出：“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一，未知其二也。愚以为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敌矣。”（《李觏集》卷十七《强兵策第一》）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也说：“其书（指《孙子》）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孙子十家注》）可见，研究儒家的军事思想，并把它与对兵家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