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荀子提出的关于增加收入、调节流通、节省开支的理财理论。主要讨论财政、生产（尤指农业生产）及二者关系。

　　词源　《荀子·富国》篇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后人取“节其流、开其源”，称“开源节流”。荀子实际上是用本末这对哲学范畴，综合地分析财政货税的源和流。财、货是钱、谷等的通名，泛含一般财富。荀子认为，只有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和按量赋税，才能构成财富的源头活水，才是生富的真正本源。因此，国君必须善于安定民心，任用民力，保证生产、税收活动的正常循环，即“谨养其和，节其源，开其流”，使“事业得叙”。这与荀子在《天论》篇中所提出的强本节用的思想是有区别的。“强本”之“本”是以农为本，不包括工商等；“开源”之“源”则包括工商等。而开源实指开辟新税种，增加财政收入。“节用”是指节制一般消费，“节流”则是讲调节财货流通。后代讲的节流一般是指节减财政开支。

　　基本内容　荀子开源节流的要点包括：①开源节流的根本目标是“兼足天下”，使“上下俱富”，这是“国计之极”（《荀子·富国》）。②经济活动，尤其农业生产，是国家财政的真正来源，王者应使天下明分尽职，发展生产。③财政节流对开源有反作用，财政不可有碍生产，应当通过强本节用、节政裕民来促进生产。

　　开源　荀子很重视开源。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伟大的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它们给生产活动提供了无限制的前提和主体能力。荀子倡人性恶论，认为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人的欲望、好利等实际追求，“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但他也看到，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同上）。所以荀子又提出化性起伪，“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同上）。荀子论礼的起源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既非主张欲望决定论，亦非主张礼义决定论。他是把欲望及其满足看成是一对相反相成的动态过程的两极，它们是礼义的决定因素。荀子从总体上提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由此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人的伟大也正在于人类社会的力量。由于社会性，所以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同上）。

　　荀子讲的是社会生产，光有社会还不是生产发展的自足条件。他认为人类能认识和改造自然。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因此，人能明于天人之分。进而他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潜力。他问道：“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同上）也就是说要人类选择应时骋能，改造自然的路向。他认为，如果人类力争驾驭自然，“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荀子·富国》）。

　　荀子还认为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要求二者并治，互相保证。他说：“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无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荀子·正论》）如果“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荀子·富国》），“故君人者，爱民而安”（《荀子·君道》）。只有法度政治适合民情，社会才会安定，统治者才能得百姓之力，达到上下俱富；上下俱富又反过来促进人民安分尽力，从而平治天下。

　　开源还包括设置生产管理机构等措施。荀子提出一套较系统的管理和促进生产的机构设想。置“司田”，以“相高下，视肥w0182001，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使农夫“朴力而寡能”。置“司空”，经管“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无论岁之凶败水旱，均能使民“有所耘艾”。另有“乡师”，管理土地、住宅和乡里教化；“工师”管理营造手工业；“虞师”管理山泽资源；“治市”管理商旅、通货与市场等。他们与“司马”“冢宰”“辟公”等一系列政事职官，组成一个统一的“王制”系统，“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均见《荀子·王制》）荀子肯定：“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荀子·富国》）只要重视人为努力，使士农工商相与为事，力兴百业，则欲多而物寡的矛盾即可赖生产而得以解决。

　　荀子发展生产的主张也包含一定的局限性。荀子认为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活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而工商虽有社会分工职能，却不是根本的生产部门。在其论述发展生产的措施时，显然存在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所以要压减工商业者数量，扩增农业劳力；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主张发展天下诸侯国之间的财物贸易，通畅有无，并且明确地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同上）。以上二者在事实上是难以协调的。

　　节流　节流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生产流通障碍、损耗，调节和促进生产，足民富国。荀子所谓的“等赋府库”就是为了达此目的。“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荀子在很大程度上注意到了生产循环和生产增长的重要性和动力所在。他的按等量宜赋税，就是为了裕民养民。因为裕民不仅可安定社会，还能促进农业生产增长。他说：“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同上）也就是说，如果横征暴敛而使民贫，则财政和生产基础将皆受摧残，这无异于伐本竭源，驱天下于焦困弥贫，造成人民逃亡，百业俱废。相反，若是节政裕民，生产会发展，财富会不断增长。“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荀子·富国》）

　　节流也包括消费上的节用，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因为节用与否将直接影响税收与生产，所以荀子既反对统治者过分奢靡，又要求以俭风俭德化民成俗。荀子的节用消费观固然承继了孔孟“俭不丧礼”“用不伤义”的理想消费观，但又有所发展。一方面表现在他提出了“明分”概念，使过去的礼的消费标准更明确了；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强本节用”主张上。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当然，荀子对上层统治者的个人消费和用来隆礼的消费并不一概反对。

　　影响和意义　荀子的开源节流思想，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尽管荀子的原意已被歪曲，但仍有其实际影响。它在理论上也有深远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即认为财富的创造（生财）高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