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要求国家政权减少向人民征课财物、调用劳动力的经济学说。主张轻徭薄赋者不限于儒家，但以儒家鼓吹最力，影响也最大。尽管轻徭薄赋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但它却是秦汉以来的思想家们反复宣扬的教条。

　　“徭”和“赋”　徭就是役，此二词常常连用为徭役。自周代起，徭役就有赋役与职役之别：赋役是人民在一定时间内为某种事项所提供的劳役，即所谓“力役之征”；职役系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承担的无偿公职，它比赋役存续的时间更长。赋就是税，但赋的出现早于税。赋字从武，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人力的征调。《周礼·小司徒》郑注：“赋谓出车徒给繇役也。”战国以后，赋与税逐渐混合，常常也指对土地的课税，并连用为赋税。

　　徭役和赋税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就其相互联系的方面来说，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徭役和赋税在形式上常常融汇，其发展大势是，徭役的征课逐渐转化为赋税的形式，而赋税征课范围相对扩大。秦汉以后常是多讲薄税敛而少提轻徭役，那是因为徭役的性质起了变化，因为此时徭役中赋役的大部分已改变为交纳实物或货币，变成赋税的一种形式。唐初实行的租庸调税制中的所谓“庸”基本上就是这类赋役的代役金。北宋王安石实行募役法，实际上也是以赋税征课的形式代替徭役中的职役。所以自两汉以来学者论述人民负担沉重而要求“薄税敛”时，实际上已包括要求“轻徭役”的内容在内。

　　孔子的“敛从其薄”　减轻赋敛的思想，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人提过。例如《国语·楚语》里就曾经记载了楚大夫伍举和斗且这方面的言论。伍举对楚灵王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斗且要求“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害民之财用”，认为聚敛过多，人民会有“离叛之心”。孔子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更有所发展，他主张“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国语·鲁语下》）。国家兴办事业要适中，不能太多，亦不能太少，要适合礼的标准，做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周易·节卦》）。孔子反对无休止地对人民搜括，其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季氏聚敛搜刮百姓，孔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反对“苛政”（《礼记·檀弓下》），提倡：“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人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国语·鲁语下》）孔子崇拜西周时代的经济措施，他认为应像周公所规定的那样，农民为贵族耕种公田，公田收入归贵族；商贾则根据其财产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税；徭役以户计数而免除老人和小孩，并照顾鳏寡孤疾的人。关于税率，孔子主张“敛从其薄”，却并非认为租税越轻越好，而是主张轻重适度。从《论语》“盍彻乎”的记载看，孔子把“彻”法视做轻重适度的标准。据孟子解释。“彻”就是十中抽一的税率。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实行远远高于什一的税率，所以，孔子呼吁实行什一税率。孔子在颂古复旧的形式里，加入了要求轻税、休养民力以纠正时弊的内容。孔子还注意培养税源。他的弟子有若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的论点，正反映了他这方面的理财思想。在《论语》中，《学而》篇提出“节用爱人”，《颜渊》篇提出“足食”，《雍也》篇提出“济众”，所有这些都是要求执政者体恤人民疾苦，把解决民食置于为政之首，使“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也都与“敛从其薄”的主张有关。

　　孟子和荀子的轻徭薄赋思想　孟子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的“薄其税敛”思想以仁政观念为基础。他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孟子·离娄上》）这意思是说，如果君主“不乡道”，“不志于仁”，“不行仁政”而人民仍给其纳税，那就等于为虎作伥而增加为害人民的程度。孟子认为，赋税是应该纳的，而且“薄其税敛”也不能薄到不足以国家开支的程度。他主张征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课税方式实行“助”法。“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孟子·公孙丑上》）。他对宋国大夫载盈之讲，也主张“去关市之征”，而独征农业。孟子的赋税思想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但他的“薄其税敛”思想则反映了战国时期被残酷压榨的群众要求减轻自己负担的共同主张。孟子的这一思想，在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矛盾的转化，又成了劳动人民以及进步思想家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有力思想武器。

　　荀子沿着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路思考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富国必先富民的观念。他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荀子·富国》）站在“藏富于民”的立场上，他既反对“府库实而百姓贫”，又反对毫无休止地对人民聚敛。他认为前者会使得国家“上溢而下漏”，造成“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的局面；至于后者，那后果更为严重。他说：“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荀子·王制》）早期儒家只提到聚敛和聚敛之臣是可耻的或不好的，而荀子则把聚敛的危害性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如何能使人民富裕？荀子认为轻徭薄赋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子·富国》）荀子从充分肯定财政政策对生产的反作用的认识出发，把轻徭薄赋看成是为国家开辟财源和实现富国的目的和手段，这一点又是他和早期儒家的不同之处。

　　轻徭薄赋说的发展　先秦以后，每当封建统治阶级出现危机时，总有人提出薄赋税、轻徭役的主张，借以作为发展生产，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措施。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限民名田疏》里说：“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上》）他的轻徭薄赋主张就是为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出来的。不过，董仲舒的轻徭薄赋只是“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一项辅助措施，他主要想解决的是私人土地过多占有的问题。到了唐代，李翱不是简单的重复古人的薄赋敛观点，而是针对中唐农村劳动力流亡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控制劳动力的角度进行说明：“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李文公集·平赋书》）重敛的结果不但使劳动力流亡，土地无人耕种，而且挫伤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财政收入。而轻敛政策不但不会使人民流亡，而且能够使流亡者回转家园，同时又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扩大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儒家的轻徭薄赋说虽然从未得到认真实行，但对于历代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多少起过某些限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