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强调农业在中国古代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

　　时代背景与思想来源　从根本上说，荀子的重农论的提出，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分工有很大发展的现实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末年，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进一步分化。士农工商，职业殊途。铁制农具进一步推广，农业生产的经验、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工贸也逐步繁荣。诸侯争战更使农业生产的社会需要显得紧迫。人们对农业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感性材料，许多思想家特别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农家许行要求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儒家孔孟主张统治者无夺农时，足食惠民；墨子主张以农为本业；法家李悝倡尽地力之教，商鞅主张农战论；道家主张小国寡民，自给自足。但他们的主张缺乏系统性与深刻性。荀子则超前把握了大一统的时代趋势，根据统一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继承儒家孔孟的思想，并吸收和改造法家的富国论以及关于重农抑工商的思想，援法归儒，提出了重农论。

　　内容　荀子重农论的立论基础是：①“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荀子·富国》）农业资源、农业劳动力是财富的本源，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是直接而唯一的财富生产活动，是国家财政开支的依靠。②农工商等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为用又相互限制的关系。国家应协调士农工商百业人口的数量比例，避免士工商等对农业的不良作用，维护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荀子重农论的具体主张如下。

　　①平政裕民，养民养农：荀子要求国家运用政治力量，发挥其对经济的导向功能，优先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有所节余贮备，保证农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以刺激农业生产，安定社会，富民富国强国。荀子肯定：人生而有欲，是人之情实；人生而好利，是生之自然。不过人有社会性，能察物之理，制天命而用之。治国要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他特别重视运用民力，“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荀子·王霸》）。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荀子相当乐观。他说若得民力，“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荀子·富国》）。因而，他反对墨子忧天下匮乏，希望“儒术诚行”（同上），敬重人为。为了巩固生产，还要统治者阶层做到各尽己职，一切按“明分”的制度行事，务于利民而不争民利，所谓“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荀子·大略》）。

　　②节用裕民：国家赋税对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循环有直接重要的影响。孟子主张制民以恒产，荀子也有类似主张，这就是节用裕民。他主张“田野什一”（《荀子·王制》），“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荀子·富国》）。坚决反对巨敛苛税，警告说：“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荀子·王制》）荀子还反对：“好功”“好战”，攻城掠地，要求政治做到“宽、饶、简、易”（《荀子·富国》）。

　　③必须有完善的农政管理制度：他提出国家应设置“司田”“司空”“虞师”“乡师”等管理各种农事的职官。司田管理农事，司空管理水利建设，虞师管理农业自然资源，乡师管理执行具体的下层事务等。在此基础上，荀子还提出农业生产者要“善治”田业，包括掌握生产规律、利用耕作技术器械，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把善治与周密虑事、战天役物、善假于物、劬劳疾力结合起来。

　　④节制工商而求协调百业分工：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攻城掠地的频繁战事，予农业生产以极大破坏；而士农工商百业之间严重的比例失衡，也加深了农业的危机。对此，荀子看得十分真切。他说：“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荀子·性恶》）所谓“相为事”就是分工协调。荀子的分工论强调君王应重用儒术，因为儒术的“明分”理论能使社会秩序化，包括使分工得以实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荀子·王霸》）。荀子认为个人智力、能力有限，分工能使分职精一，使人在社会中能其所不能。荀子的重农论着力辨明农业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泉源，厘清农工商的主次，以农为本，使百业相与为事。

　　荀子并不反对工商业本身及其社会职能和经济作用。相反，他辩护商业能“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并主张“关市几而不征”（同上），国家要开关市、通货财、安商旅。但是，士农工商虽并存分业、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但工商贸对农业亦隐含着排斥、限制的反作用。荀子主张平衡这种自发限制的机制，要求采取措施，调节士农工商数量比例上的严重失调。他指出，士与工商人口存在相对过剩的问题，“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要求工商适应农业生产。

　　荀子主张圣王治国，“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器械”（《荀子·荣辱》）。如此能使“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也。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这就是他理想的天时、地利、人治和谐统一的“能参”社会。

　　荀子的重农论与法家的重农主义性质有所不同。荀子虽然强调务本禁末，但并未确指工商为末业，他至多是主张相对地抑制工商，平衡士农工商。法家重农主义以农为本、抑制工商。韩非明确地提出“农本工商末”的观点，甚至斥工商业者为“五蠹”之一。不过，荀子虽然是儒家，但其理论对法家亦有部分吸收。其隆礼重法的最高主张，反映了儒家与法家虽不合而同流的趋势。荀子的“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荀子·富国》）的主张，显示了他的重农是寄希望于国家行政干预来强制推行。

　　影响与评价　荀子的重农论对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重农抑工商的政策出于法家，而荀子的重农论则较完整，虽有相对地抑制工商的一面，毕竟以求协调士农工商为宗旨。

　　“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重视生产与重视农业几乎是同义语。重农论之所以有影响，最根本是决定于中国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