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中原华夏民族与四夷各少数民族关系的看法。又称夷夏之辨。

　　尊王攘夷　儒家以文化先进或落后即文明或野蛮区分华夏民族和少数民族，认为少数民族不知礼义，野蛮落后。这种华夷论带有大民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色彩。《论语·宪问》载：“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尊王攘夷。孔子对此予以肯定。《春秋左传》记有闵公元年狄人伐邢和管仲劝桓公出兵救邢故事。孔子认为齐桓公和管仲尊王攘夷，抵制夷狄侵入中原，保存了华夏礼义风俗，没有受到少数民族被发左衽野蛮风俗的同化。孔子这一说法，成为儒家夷夏之辨的重要思想。传说孔子作《春秋》亦以尊王攘夷为宗旨，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因此《春秋》大义亦包含夷夏之辨。

　　用夏变夷戎狄是膺　孟子发挥孔子思想，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这一思想也成为儒家夷夏之辨的重要原则，即只许用夏变夷，而不容许以夷变夏。孟子还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滕文公下》）这里将洪水、夷狄、猛兽、乱臣贼子并列，并特别强调对夷狄要膺、惩，以武力征伐。这样以礼义区别文明野蛮，成为儒家夷夏之辨的一贯主张。宋儒陆九渊说：“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虽更衰乱，先王之典刑犹存，流风遗俗，未尽泯然也。夷狄盛强，吞并小国，将乘其气力以凭陵诸夏，是礼义将无所措矣，此圣人之大忧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三《大学春秋讲义》）儒家华夷之辨，惧怕亡教甚于亡国。国家衰乱，在汉民族内部，不过是权力或朝代更替，而礼义典刑、流风遗俗依然照旧。如果亡于异族，则礼义亦遭破坏，这也是儒家华夷之辨所最为重视的。

　　《春秋》大义内诸夏外夷狄　随着历史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战争的增多，夷夏之辨亦愈来愈尖锐。这些战争有的是汉民族侵犯少数民族，有的是少数民族侵犯汉民族。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强悍善战，曾多次侵入中原，在北方中国曾建立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政权。还有两次占领全中国，建立起元朝和清朝两大王朝。历史上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一向十分复杂，经常处于或战或和的状态中。而侵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接受汉民族高度的文化而被汉族同化。汉民族知识分子面对北方崛起的少数民族，多以《春秋》“内诸夏，外夷狄”宗旨，提倡抵御。如宋儒程颐说：“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义也；其余列国，谨固封疆可也。若与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则乱华之道也。是故《春秋》谨华夷之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程颐生当北宋积弱时期，宋王朝对北方强敌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采取退让议和政策。他强调《春秋》华夷之辨，主张攮却或谨固封疆，反对和好，自有所指。朱熹发挥程颐思想。他说：“《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夷狄。然圣人当初作经，岂是要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自秦桧和戎之后，士人讳言内外，而《春秋》大义晦矣！”（《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经》）当时南宋偏安朝廷向北方强敌女真族所建金国称臣，重用汉奸秦桧，对外实行投降政策，因此朱熹据《春秋》华夷之辨大义对之强烈批评。

　　明末和清代学者的夷夏之辩　明王朝取代元王朝后，有明一代始终与北方少数民族处于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明末社会危机沉重，内忧外患交织。腐朽的明王朝终于经不住农民起义和北方满族武力的打击而灭亡。清王朝取代明王朝而成立。而清朝为少数民族满族所建立的政权。因此，明末和清代有关夷夏之防的争论十分尖锐。在封建社会中，大的社会动荡往往表现于王朝的更替。何况这时又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于汉民族来说，是国家亡于异族，“被发左衽”，“以夷变夏”。这使得当时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认为是“天崩地解”（黄宗羲：《南雷文案·留别海昌同学序》），而所谓“夷夏之防”便成为当时考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如王夫之将夷夏之防提到极高地位。他以夷夏之防为“古今之通义”，“万世宁之而不可易”（《读通鉴论》卷十四《十四》），把民族利益看成高于一切，提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同上）。君臣关系和夷夏之辨比较，退居到次要地位。顾炎武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正始条》）这里所说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亡国指改朝换代，亡天下指异民族人主中原，因此亡天下的灾难要比亡国深重，这亦是将民族利益看成高于一切。顾炎武又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上）这些表明，在当时民族斗争的推动下，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君臣关系在观念上有所更新。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统治者曾大兴文字狱残酷压制汉族知识分子当中的夷夏之辨观念。而随着清朝统治由盛转衰，夷夏之辨思想又在知识分子中复活，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民主变法和革命兴起，传统的夷夏之辨亦起到鼓动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作用。如戊戌变法时期重要思想家谭嗣同说：“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仁学》）谭嗣同说这些话自是对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不满，而其所援之依据仍为夷夏之辨。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思想家章炳麟则吸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以充实夷夏之辨。他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章太炎全集》卷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炳麟从种族上区别汉满，认为满族“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同上）。这也是从文明或野蛮区分汉夷，夹杂有传统夷夏之防，而疾恨清朝统治“戕虐祖国，职为寇仇”（同上）。孙中山在其早期革命活动中亦提出“驱除鞑虏，一恢复中华”的口号（《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檀香山兴中会盟书》），这当然也是受到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孙中山逐渐放弃夷夏之辨观念，而使革命打破种族界限，团结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以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政体为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