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战争学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征伐无道　诛伐又称征伐或讨伐。《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里所说的“征伐”即“诛伐”，是用武力征伐反叛或无道者。又如《论语·宪问》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这里孔子所说“请讨之”，即是要鲁哀公出兵讨伐齐国的陈成子，因为陈成子弑了齐国国君齐简公。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下无道，臣弑君、子弑父屡有发生。孔子正王道作《春秋》，书弑父与君者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陈恒弑齐简公，孔子主张讨伐陈恒是很自然的。

　　吊民伐罪　战国时期，孟子为推行王道，提倡以吊民伐罪为用兵的指导思想。《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汤伐桀，周武王伐纣，这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古代征伐战争的范例。《周易·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孟子和《易传》将汤、武革命说成顺天应人，这样，那些对人民暴虐众叛亲离的暴君便失去做君的资格，成为独夫。因此汤放桀、武王伐纣乃是吊民伐罪，是正义的革命战争。宋儒朱熹说：“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下》）战争以人民拥护或反对为准，汤、武四海归之，是受命之君，而桀纣天下叛之，为独夫。这样以人民归向区分战争的性质，也是儒家重要的军事指导思想。孟子又说：“《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孟子·梁惠王下》）当时汤之邻国葛伯为暴君，虐害人民，故汤之征伐自征葛伯开始。汤、武革命都是仁义之师，为解民倒悬而战，战争在于诛暴而不扰民。大军到处，人民照常互市和耕耘。这也是汤、武革命受到人民拥护的原因。当时孟子即依据这些原则回答了齐宣王向他询问齐国征伐燕国之事。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同上）孟子以齐国伐燕要看燕国人民是否拥护为转移，他劝齐宣王效法周文王和周武王，出兵目的应是吊民除暴，救民于水火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样，而使燕国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之中，那末就会遭到燕国人民的反对而落到与燕国统治者同样的下场。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　荀子亦以仁义为用兵指导思想，他说：“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要以仁义争取民心归向，才是战争制胜的条件。若人民不拥护，汤、武亦不能必定取胜。荀子又说：“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匹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同上）这和孟子思想相一致，汤、武革命是诛暴安民，故能得到人民拥护，诛桀、纣如诛独夫，战争很快取得胜利。荀子还说：“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同上）仁义之师在于禁暴除害，不扰民，因此人民视其为救星，如降时雨。宋儒程颐发挥儒家以仁义用兵的思想，他说：“兵以正为本。动众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则民不从而怨敌生，乱亡之道也，是以圣王重焉。东征西怨，义正故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此处所说“兵以正为本”，即以仁义为本，和孟子荀子所强调用兵是以解民倒悬为目的思想相一致。儒家用兵忌讳扰民，用兵以民心是否归向为转移，此为儒家诛伐说的重要内容。

　　用兵为不得已　儒家汤、武革命说，对后世暴君暴政起到警戒作用，亦为改朝换代时的革命力量提供理论依据。汤、武用兵的仁义原则亦成为衡量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尺度。然而封建王朝为保持统治，统治者不大愿听汤、武革命之说。如西汉景帝时有辕固生与黄生辩论汤、武是受（天）命还是篡弑。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篡弑。而辕固生则坚持汤、武得民心，桀、纣失民心，汤、武乃受命非篡弑。汉景帝则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这是说学者不说汤、武受命不算是愚昧，不大赞成汤、武受命之说。由是于景帝时期无人再敢言汤、武革命。（见《史记·儒林列传》）为防止借效法汤、武而予篡弑者以借口，宋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王勉说：“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弑之罪也。”（《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下》）儒家维护君臣纲常，故对诛伐和篡弑有严格区分。不到迫不得已不能轻易用兵。《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透露出儒家并不倾向用兵的思想。《韶》为舜时乐章，《武》为武王乐章，《韶》乐和《武》乐都达到尽美，而《韶》乐尽美又尽善，《武》乐则尽美未尽善。这是因为舜受尧之揖让而得天下，武王则是伐纣而得天下。朱熹注说舜和武王“其功一也”，而“其实有不同者”（《论语集注》卷二《八佾》）。朱熹还引程子说：“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同上）这里虽然为汤，武做了开脱，然而仍认为汤、武较之尧、舜，未为尽善。而“征伐非其所欲”说法，表明儒家不主张轻易用兵，而用兵为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