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出仕或隐退的看法。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强调要有匡世济民的抱负，积极面向社会生活，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不能出仕或从仕途跌落下来时，亦能安于隐居生活，而不懈于增进学问和道德修养。此即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子和孟子为实行王道而周游列国，而当他们道不能行时又能退居自守。《论语·述而》载：“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用之则行，指能行其道则出则进；舍之则藏，指不能行道则处则退。出而积极行道，退而洁身自守，这便是儒家出处进退的原则。儒家对出处进退要求十分严格，因此，孔子对颜回说只有他们师徒二人能做得到。因为颜回是孔门大贤，其修养境界高于孔子的其他弟子。孔子还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闻其语未见其人，也说明出处进退的原则道理好说而实行为难。因为要做到隐居求志、行义达道，必须笃实于“道”才可。孔子还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说明儒者以学道和行道为己任，而且坚贞不渝。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即能用其道则行，不能用其道则隐。由于儒家积极处世的态度，因此邦有道不能行其道而处于贫困是可耻的。而又由于儒家不枉道而屈从于人，因此邦无道不能守其节而贪图富贵亦是可耻的。孔子还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这是说邦有道要行其道，邦无道要独善其身，做不到这些，而只知食谷（禄）是可耻的。孔子还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卷而怀之，卷指收，怀指藏，蘧伯玉出处进退符合孔子所说用行舍藏，因此孔子称赞他为君子。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孟子认为孔子出处进退有节，合乎时宜。他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由于孔子出处进退皆合时宜，故孔子在古圣人中其历史作用最大，此即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的意义。孟子发挥孔子思想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与孔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宗旨相一致，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更能体现儒家修身行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气派。这成为后儒出处进退所必须遵守的原则。

　　《中庸》和孔孟思想相一致，如说：“国有道，其言足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这也是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是儒家提倡的明哲保身。明哲保身乃是保身不离道，言足以兴，默足以容，语默皆合乎道，非明道者不足以如此。因此，明哲保身绝非乡愿之圆滑处世。

　　进退出处之际皆有理　唐代儒者韩愈说：“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及天下也。”（《韩昌黎文集》卷二《争臣论》）韩愈这一解说，更为符合儒家对于出处进退的积极态度。儒家出仕非是为个人求闻达，而是为治国平天下，以仁义救世。因此说得道不敢独善其身，必以兼济天下，而独善其身则为不得已。韩愈还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同上）有官守则忠于官守，无官守则修辞明道，表明儒者于仕于隐均抱积极态度。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二者乃辩证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儒家要求做到恰到好处。宋儒程颐说：“张良进退出处之际皆有理，盖儒者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圣贤篇》）进退出处之际皆有理，这是儒家原则。进退出处虽有其难处，然而守理之原则则不能改变。程颐又说：“君子不轻天下而重其身，不轻其身而重天下。凡为其所当为，不为其不可为者而已。”（同上）儒家志在匡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出仕为行道，故不轻天下而重其身；而儒家又不枉道从人，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故又不轻其身而重天下。儒家以仁义为宗旨，出处进退皆要合乎时宜，故能为其所当为，而不为其所不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