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君主应采纳臣下批评建议的论说。纳谏包括两个方面：即做为在上者（君）要勇于纳谏；而做为在下者（臣）要敢于谏争。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勿欺也”是指对君主要忠诚，不能欺哄君主。“而犯之”是指对君主敢于犯颜直谏，不能迁就君主过失。孔子还主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大臣以道事君，包括敢于对君主谏争，如果君不行道，而谏劝又不听，则可辞官而去。《论语·微子》还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箕子、比干是殷纣王时贵戚大臣，都是因为向纣王谏争遭到迫害。孔子称之为“殷有三仁”，这是很高的评价。纣王暴虐无道，三仁敢于谏争而遭到残酷迫害，如比干王子竟被杀死。孔子称他们为仁，亦具有“杀身成仁”的意义。《论语·微子》还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鲁国贤人，曾任士师（监狱官），三次遭到贬黜。这里所说“直道事人”指对在上者不苟同，敢于坚持原则；“枉道事人”指屈从于人之无道。柳下惠这种直道事人的精神，也是儒家推崇的，因此受到儒家褒彰而记载于《论语》。

　　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认为对君主谏争是臣的责任。《孟子·万章下》载：“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认为，无论是贵戚之卿，还是异姓之卿，均有谏争君主过失之责。贵戚之卿遇君主有大过，如谏争而不听，则可罢黜旧君另立新君。此处所说“君有大过”应是指威胁到国家社稷存亡。异姓之卿遇君主有过，如谏争不听，则可致仕而去。此处所说“君有过”，包括一般过失。孟子对异姓之卿，是在发挥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思想。孟子还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责难”“陈善”均指对君主谏争。朱熹注引范氏说：“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孟子集注》卷七《离娄上》）因为君有道或无道，关系到国家兴亡，所以臣能矫正君之过失，是对君最大的恭敬，否则将是害君害国。孟子还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这种格君心之非的主张，是要求提高君主的心性修养，使其心存仁义，发之于外自无不正。这种正君正国的主张，较之君有过失而谏争，其意义更为深远。孟子褒争臣而贬谀臣。他说：“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孟子·告子下》）这是说，退贤则进佞，贤者止于千里之外，而佞者即谗谄面谀之人将乘虚而入。任用佞人，而要国家得治则是不可能的。孟子还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同上）法家拂士即严于法度和敢于谏争之臣。他们关系着国家兴亡。孟子认为圣贤均有纳谏从善美德。他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子路贤人，禹舜圣人，子路闻过则喜，勇于纳谏。禹闻善言则拜，从善如流。而舜更有大于子路和禹的长处，即善与人同。朱熹注说：“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此善与人同之目也。”（《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上》）朱熹这个解释加进了理学家公天下的意思，然而说明圣王善于人同，即舍己之未善以及吸取人之善的大公无私的气魄，圣王不仅自己善于迁善，而能以己之迁善感化他人，因此他能做到无有不善，尽善尽美。

　　谏争辅拂　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区别“态臣”“篡臣”“功臣”“圣臣”。“态臣”即“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荀子·臣道》），说明“态臣”即谀臣、佞臣。而“圣臣”“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景”（同上）。此处所说“尊君”，包含有矫正君主过失，因此，“圣臣”即争臣。荀子又说：“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上）此处所说不用则去，甚至不用则死，表明谏争成为臣下应当坚持的气节。这种争臣精神，为后儒所发扬，他们为官勇于谏争，甚至不避斧钺。荀子还提出“谏”“争”“辅”“拂”之臣。他们能“强君矫君”，敢于“抗君之命”，“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同上）。他说：“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同上）对谏争之臣尊厚或敌视亦是区分明君或暗君的标志，而这在历史上对国家兴亡已有严重的教训。荀子又说：“明主尚贤能而飨其盛，暗主妬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同上）荀子将君主能否纳谏，对谏臣是褒彰还是迫害，与国家兴灭联系起来，从而将问题提到极为尖锐的程度。

　　褒争臣黜谀臣　纳谏成为儒家从政的重要原则，历代王朝均设有谏官及谏官衙署等机构，如谏院（官署）和谏议大夫（谏官）等。而谏官都必须坚持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精神，如唐代儒者韩愈著《争臣论》说：“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此处所说“官守”“言责”均指谏官，这是批评谏官不能忠于谏官之守而发的议论。韩愈认为谏官能尽职守，对打开言论甚为重要。他说：“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同上）有敢谏之官，才可显出从谏之君。儒家推崇骨鲠之臣，为坚持真理而不避生死。然而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谏臣争臣所冒之风险亦愈大，因而陈述谏言亦须讲求方法。宋儒程颐说：“古之善谏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后见纳。是故讦直强果者，其说多忤；温厚明辩者其说多行。”（《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君臣篇》）“因君心所明”即考虑他所以能接受谏劝的明察之处，这就要窥探君主心理而讲求方法。程颐又说：“凡谏说于君，论辩于人，理胜则事明，气忿则招拂。”（同上）以理胜而不能气忿，这是对谏争之形式和内容均须十分讲究。当然，后儒强调谏争要讲究内容和方法，然而对于谏争这个原则，并无异议，仍以犯颜直谏或谗谄面谀区别士大夫之知耻或无耻，区别忠臣或奸臣。忠臣往往是谏臣，而谀臣必定是奸臣。重用谀臣甚者是要亡国的。明末清初儒者王夫之总结秦亡教训曾说：“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秦始皇好谀，使谀臣如赵高之流得到重用，这是秦亡的一大教训。王夫之在明亡之际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是有他深刻的寓意的。

　　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必然是暴政。儒家的纳谏说实质是为专制君主设置限制，它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