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君主要遵循为君之道的主张。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礼。因此，儒家十分重视君道。君道论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占有首要的地位。

　　守君之礼为政事之根本　《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是指做君要像君的样子，即指做君要遵守做君之礼。孔子这个主张，成为儒家维护纲常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宋儒朱熹注说：“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论语集注》卷六《颜渊注》）可见孔子“君君”“臣臣”的主张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论语·八佾》还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即是要求君在君臣关系上遵守做君之礼。不仅在君臣关系上，而且在君民关系上，国君也要守礼。《论语·子路》引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处所说“上”，指在位者，包括君主在内。君上好礼，以礼待民，民亦不敢怠慢于他，而可得到民的尊敬。君上好义，做事合义，则可得到民的信服而为他效力。君上好信，取信于民，则民亦不敢欺哄他，而忠实地服从于他。这里对君上提出礼、义、信三方面的要求，成为儒家君道论的重要思想。孔子强调“君君”“君使臣以礼”“上好礼”等，要君主以身作则，以礼义或仁义争取臣下或民众的拥护。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君上好礼、好义、好信，以身作则，使民众心悦诚服，不用强制（命令）即可使政令畅行。如果君上不能以身作则，虽强制亦行不通。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推行政事，在位者正身即以身作则十分重要，正己方能正人，己不正而要正人则很困难，此为政事难易之关键。这也成为儒家君道论的重要内容。

　　居上宽天下平　孔子君道论还主张君上对臣民要宽。《论语·八佾》引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居上”指君临民众，如果不行宽厚之德政，那么他的政事便没有什么可观的了。孔子以尧、舜为理想的君主楷模。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尧为君之德可与天相比。这是对尧最高的赞美。因为尧的君德广大无比，因此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他。孔子还赞美舜之为君：“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里所说“无为而治”是指舜以德化民，君民和谐，体现为无为而治，即端拱南面而收天下太平的效果。朱熹解释“恭己正南面”为“己正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为政篇上》），是说舜之为君能严格要求自己，正己而后正人，即笃躬而收天下太平成效。孔子还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此处所说有天下而不与，与上面所说无为而治意义相同，即有天下而不必亲身操劳即可获得治理效果。儒家认为君主端拱，百姓熙和，刑措不用为最好的政治局面。

　　君身正则天下归之　孟子继承孔子的君道论。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此处所说“爱人不亲反其仁”等，是指君主爱人而人不亲爱君主，那么君主就应反求诸己，看自己的仁爱是否尚有不到之处，这样反求诸己，使己正而后正人，而能得天下人之心，故说天下归之。孟子还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此处所说“大人”指圣贤，亦包括君主。大人正己而物正，说明大人可起移风化俗的作用。孟子强调君臣之间和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说明，君和臣并非单方面的支配或服从关系，君不以仁义待臣，便不能得到臣下的爱戴拥护。孟子还说：“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此处提出“恭俭礼下”，“俭”亦成为君主必须遵循之原则，而对民实行薄赋薄税，反对横征暴敛，此乃行仁政。孟子也推尊尧舜之君。他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尧舜为实行君道和臣道的楷模。他以尧舜为榜样所说的尽君道和尽臣道，成为历代儒家正君治民的原则。孟子还认为古圣先王都能为民事勤劳忧惕，严于正己，他说：“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禹恶旨酒，惧怕饮酒荒废政事；汤执中，做事无过不及，而举用贤人则无限制；文王视民如伤是爱民极深的表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近处容易见到的和远处不容易见到的，均能做到不疏忽，亦是仁德深厚的表现；而周公很注意学习三王（禹汤文武）盛德，比较其同异，吸取其有益经验，甚至夜以继日，坐以待旦。这些事迹都为后儒援引用来劝谏君主以正君道。

　　源清则流清　战国末，荀子发挥孔子正君思想，亦强调君主修身。《荀子·君道篇》载：“‘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问为国，荀子不回答为国，而回答修身，认为君主应以修身为本，这是正君方能正国思想。君为仪（日晷），民为景（影），仪正而影正；君为槃（注水器），民为水，槃圆则水圆。荀子还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君为民之源，源清流清，源浊流浊，这也是儒家君道论的基本思想。君不爱民则不能得到民之亲爱。这也是强调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

　　为人君止于仁　秦汉之际的《大学》一书亦发挥孔子君道思想，提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后儒认为君主止于仁即是尽君道，臣下止于敬即是尽臣道。宋儒朱熹极为推重《大学》。他说：“明此以南面，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这也是发挥孟子取法尧舜以尽君道和尽臣道的思想。儒家君道论即是引导君主为仁，即行仁义、仁政，因此认为“止于仁”即是尽君道。宋儒程颐说：“君道以人心悦服为本。”（《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君臣篇》）君道做到止于仁，方能收人心悦服之效。朱熹更从心性修养上发挥正君思想。他说：“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朱熹是以天理、人欲之辨鉴别正与邪，所谓“其理有必然者”，是提到哲理的高度谈君主之心的正邪问题，较之孔孟在理论上更为深入。明儒王守仁则发挥孟子思想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传习录》上）王守仁所说“全其本体之正”即是“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同上）。宋明儒者将“存天理”与《大学》所说明明德相结合，而以天理、人欲之辨阐发《大学》“明德”“亲民”主张，由此形成他们的君道思想，标志着儒家君道论在宋以后理论上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