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百姓实行人伦道德教化的学说。基本思想是用封建人伦道德为行为规范，教化百姓，以达到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目的。主张以富民、养民的仁政德治（见富民说、养民说）为实施教化的基础，强调以己正人，以政正人。

　　起源和流衍　教民观念产生较早，《尚书·舜典》即有对民“敬敷五教”之说。按孔颖达《尚书正义》的解释，五教为义、慈、友、恭、孝。又《尚书·武成》亦有“重民五教，惟食丧祭”的记载。此后《左传》《国语》屡见教民的记载。如：“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左传·闵公元年》）“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国语·晋语》）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以教民为仁政、王道的重要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为后世儒家的教民说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先秦时期　孔子德政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安民。安民的两项重要措施是富民和教民。教民的主要内容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行政和刑罚的手段使百姓知羞耻、畏惧而不犯罪，用道德和礼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孔子更注重教化，反对“不教而杀”（《论语·尧曰》）。其教民思想着重强调两点。①富而后教。“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从而使贫不失乐，富而好礼。②强调统治者的表率作用，以己正人。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要求居上位者以自己的人格表率来教劝民众。

　　孟子仁政学说的内容之一是教民。他持性善说，认为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但亦强调扩充善端，注重德教。他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治理百姓只靠行政手段不行，而必须进行教化，“善教”得民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的教民思想继承孔子，突出强调两点：①有恒产而有恒心。有保证生存的物质条件，教化才能起作用。如饥寒交迫，“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他主张对百姓要教而用之，“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孟子·告子下》）。②在上者要“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他说：“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孟子·尽心下》）

　　荀子持性恶论，主张隆礼重法，化性起伪，强调后天的教育。他认为君主治民要靠权势、礼义、法令和刑罚，但其更重礼义教化，“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荀子·性恶》）。他主张教民要“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荀子·王霸》），强调“化善者劝勉”（《荀子·富国》），反对“不教而诛”（《荀子·富国》）。认为只要用仁义礼法教育引导有方，涂之人皆可以为禹。荀子亦强调君主的表率作用，认为“上者，下之仪也”（《荀子·富国》），主张“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荀子，修身》）。

　　汉唐时期　汉代儒家学者继承先秦儒家的学说，亦强调“德治”，注重“教化”。贾谊认为教化是为政之本。他说：“教者，政之本也。”（《新书·大政下》）强调“有教，然后政治”，“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同上）。董仲舒以其人性论为出发点，认为人性只是具有善的质地，本身并没有成为善，只有通过教化，人性才能达到善。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善，教诲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春秋繁露·实性》）又说：“性如茧如卵。卵待复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君主和圣人的职责就是上承天意，教民为善。他说：“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同上）因而建议统治者要“复修教化而祟起之”，指出：“夫万民之从利世，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其堤防完也。”（《举贤良对策》）要使民“成性为善，必待圣王之“外教然而能善”。所谓：“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刘向认为人之所以犯罪作乱，是因欲望太盛，不能控制，“民之性皆不胜其欲”（《说苑·反质》）。因此，统治者要用礼乐刑政来教化民众：“礼以定其意，乐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同上）扬雄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因此统治者治理天下必须依靠礼乐教化，以发扬善性。他说：“圣人之治天下也，碍诸以礼乐，无则禽，异则貉。”（《法言·问道》）又说：“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法言·修身》）

　　东汉班固认为：“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汉书·食货志上》）既富以后，必须加强礼乐教化，“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汉书·货殖传》）。荀悦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主张要用“教”发展人的善性。他说：“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申鉴·杂言下》）因而，“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矣”（《申鉴·政体》）。

　　韩愈著《原道》，强调儒家道统，认为“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韩昌黎集·原道》），主张摒弃道教、佛教，强调用儒教教民，恢复先王之道，用仁义礼乐为政、教民。

　　宋元明清时期　北宋改革家李觏、王安石强调养民、富民而后教民。李觏认为：“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李觏集·平土书序》）他批评安民只用刑法而贱礼义的做法，认为教化的前提是养民，如果百姓没有生存的基础，不仅教化不起作用，刑罚更不能去人之恶。王安石的教民说亦强调富而后教：“民既富而可以教。”“民窘于衣食而欲其化而入于美，岂可得哉！”（《临川先生文集·夔说》）又认为欲使民趋善，还须当政者实行善政，“所谓富之然后善者，政以善之也”（《临川先生文集·洪范传》）。

　　理学兴起之后，偏于限制民欲，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周敦颐提出教民之首，在于“惩忿窒欲”。他说：“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周子全书·通书·治》）程颢、程颐的教民说，一方面强调养民为教民的基础，认为民“生养遂，然后教化可行”（《河南程氏粹言·论政》），但其更偏重教化，强调“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赖以生”（《河南程氏文集·论十事劄子》），主张灭私欲，明天理，以天理定民志。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其教民观的核心亦是用天理灭人欲，强化对百姓实行道德人伦教育。他认为古代圣王“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琼州学记》）。通过这一教育，“去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人伦而后已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经筵讲义》）。

　　明代朱之瑜认为：“治道有二，教与养而已。养处于先而教居其大。”“养”与“教”是治道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非养则教无所施”，“非教则养无所终”（《舜水遗书·文集》）。

　　清代王夫之主张教民、导民不能禁欲、塞欲。认为圣人有欲，百姓亦有欲，“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四）。因此，他主张以“各足之道导天下、安天下”。他说：“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封建之天下……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相仿相差而各守其畴。……上以各足之道导天下，而天下安之。”（《读通鉴论》）卷五）颜元治学重习行，反对空疏无用之学，认为圣贤一坐便商榷兵农礼乐，一行便商榷富民教民，而不忘苍生。周、孔以六艺教人“制礼作乐以教民”（《存学编·性理评》），而宋儒则空谈性理，“居不习兵、农、礼、乐之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四书正误·论语下》），算不上真儒。戴震强烈批评理学用存天理灭人欲治民、教民。认为圣人之学“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孟子私淑录·与某书》），以理教人则贻害天下。

　　历史地位　教民说是儒家仁政德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孔子、孟子和荀子在谈教民时，都强调教民与养民的结合，以养民为教民的基础。汉儒开始片面强调道德教化，宋代理学兴起后，进一步推向极端，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把养民置于十分次要的地位。明清以后，许多儒家学者则主张恢复先王之道、圣人之教，强调人伦日用和教化的结合，反对塞欲、禁欲。教民说的历史发展说明，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既有稳定社会，有利民生，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亦有禁锢思想，强化封建统治的作用，只有对具体的历史进行分析，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