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富民是富国之本，民富则国富的学说。儒家仁政德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民富是礼乐教化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富而后教，才可使人向善，遵礼守法。富民是王者之治，保证农民有固定的田产，吏治清廉，轻徭薄赋，使百姓富足，安居乐业。

　　起源和流衍　富民观念在中国春秋时期即已产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即有“夫民生厚而利用”和“富，人之所欲也”的记载。富民观念形成系统学说则始于孔子。此后孟子、荀子又进一步阐发，奠定了儒家富民学说的基础。后世儒家的富民学说基本上没有超出先秦儒家论述的范围。明清以后由富民学说引发的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为富民说增加了新的内容。

　　先秦时期　孔子的富民观是其仁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养民、惠民、富民为成仁成圣的条件和为政的基本要求：视“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为君子之德，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为仁为圣；以足食、足兵，为治国要务，主张实行富民政策，富而后教；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以民众富足为君主富足的前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此语出自孔子弟子冉有，亦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不误农时，爱惜民力；主张均富，“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认为财富平均则无贫，社会和谐平安则有人民拥护，国家才不致倾危。

　　孟子的富民观是其仁政学说的核心内容，主张“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认为人民是否富足，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是关系长治久安的关键问题。他视人民、土地、政事为“三宝”，提出了著名的恒产论，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固定田产，才能使之遵礼向善。他认为“制民之产”，应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而理想的境界应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同上）。衣食自足，老有所归，幼有所养，就是王道之始。

　　荀子以富民为行王道的标志：“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他认为富国必先富民，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荀子·富国》）“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同上）富国之道在节用裕民，以此则可使“上下俱富”。为此他主张要以政裕民，计利而畜民。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同上）

　　汉唐时期　汉初注重与民休息，贾谊主张“富安天下”，认为安民，必先富民。他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贾谊集·论积粟疏》）司马迁认为富裕是道德礼仪的物质基础，社会安定的前提，富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史记·平准书》），“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并认为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自然合理的，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条件。

　　东汉王符主张立国以富民为本。“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富民应“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潜夫论·务本》），反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他推崇孔子对百姓富而后教的思想，认为“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主张“爱日”（《潜夫论·爱日》），珍惜农民的时间，“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同上）。

　　东汉末年针对豪强垄断土地，民不聊生的状况，仲长统、崔定等提出过富民的主张，强调人民富足才有社会的稳定。

　　北魏李安世提出并被魏孝文帝采纳推行的“均田论”，作为一项抑制兼并和富民的措施对后世影响甚大。均田制要求“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魏书·李安世传》），按劳动力授田，使农民占有一定量的土地以事生产。

　　宋元明清时期　北宋李觏认为富民在于充分发挥人力、地力，“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分一亩无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李觏集·周礼致太平论》），认为“人各有事，事各有功”，是“富民之本，为国之上务”（同上），并进而提出“平土”（平均土地）的理想蓝图。

　　王安石认为《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意在强调相生相养之道，因此“为政于天下者，在乎富之贵之”，“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善”（《王临川集·洪范传》）。致富的途径是：“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少长而有为也，莫不有富之道，保其常产则富矣。”（同上）

　　明代中期以后，实学思潮兴起，一些著名学者针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许多兴利除弊的学说和改革方案，强调富民、养民。

　　张居正认为，为政之要在安民生，认为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主张“时时修明祖宗之法度，精核吏治能否，由此富国富民”（《张太岳集·答应天巡府论大政大典》）。黄宗羲吸取明亡的教训，把能否解决生民根本之计视为国家存亡的关键，认为君主的天职是养民、富民，应授田养民，轻徭薄赋，知天下冷暖，以使“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明夷待访录·田制》）。顾炎武亦以“国家治乱之源，民生根本之计”为怀，主张改革税制，减轻百姓负担，认为苛重的赋税是“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亭林文集·钱粮论上》）。

　　唐甄认为立国的根本在富，富的标准是民富。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山丘，实为贫困，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认为国家应以富民为宗旨，“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考核政绩以“富民为功”（同上）。主张革除忘民、虚民之官，兴富民之政，用富民之官，“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同上）。认为“海内之财，无土不生，无人不生”（《潜书·富民》），只要官不扰民，“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同上）。

　　颜元以“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为社会改革目标，强调以富天下为基础，而富天下的关键是平均土地。认为人生天地间都应有获得土地和致富的权利，不能为少数人垄断，“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行王道就不能“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存治编》）。

　　王源的富民思想亦落实到土地问题上，认为农民贫困的原因是没有恒产，要使其摆脱贫困，就应立法，有田者必自耕，不能雇人代耕，士、工、商均不得有田，“惟农为有田耳”（《平订书·制田》）。

　　历史地位　富民思想是儒家理想的仁政德治的重要内容，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关于富民为富国之本、富民为道德教化基础的思想，以及为此而提出的种种富民措施，都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富民措施中，从孟子“恒产”论直到清代学者的“惟农为有田”的主张，说明儒家学者大都认识到要富民就必须给予农民一定的田产，使其安居乐业。但这种主张只具有思想理论上的价值，在封建制度下则无法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