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民为邦本、厚生养民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的学说。儒家仁政德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政的首要任务在养民。养民的主要措施是保证农民有维持生存的田产和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其中亦包括道德教化的内容。

　　起源和流衍　养民观念，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大禹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左传·哀公十四年》有“养民如子”之说。此后孔子、孟子、荀子对养民问题都有较系统的论述，为后世儒家学者的养民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先秦时期　孔子的养民观是其“爱人”学说的重要内容。他称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中一条就是“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其论政，“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雍也》）。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颜渊》），养民要“惠而不费”（《论语·尧曰》），给人民以实惠，为政者要注意节俭。为保证人民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生产，要慎兴力役之征。“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反对聚敛百姓，主张敛从其薄，以民富足为君富足的基础。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养民说并有所发展。他十分重视人民的生计问题，认为民离开水火不能生活，菽粟犹如水火，须臾不能离。百姓极重视“养生丧死”，当政者能使百姓“养生丧死无憾”则为“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只顾自己享受，不顾人民死活，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同上）他主张“制民之产”，给农民以维持生计的固定的田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上）。还要“省刑罚，薄税敛”（同上），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孟子还提出了“以善养人”（《孟子·离娄下》）说。意思是指对百姓施以仁政，即可使之向善，前提是要有温饱。有恒产，则有恒心。

　　荀子主张为政要“垂事养民”，“裕民以政”（《荀子·富国》）。他把“善生养人”（《荀子·君道》）列为君道之首，认为君主的责任在于“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荀子·富国》）。荀子认为“垂事养民”，不是“垂事养誉”，亦非“遂功而忘民”的权宜之计，而是国家的“长久之道”。如果只给百姓以小恩小惠，博得一时赞誉，则是“偷道”“奸道”。正确的做法应是“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荀子·富国》）。“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荀子·王制》）。意即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裁制万物，发展生产，滋养百姓。荀子强调强本节用，认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注意节俭，量入为出，保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主张“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荀子·富国》），要“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同上）。

　　汉唐时期　汉初总结秦亡的教训，许多思想家主张重民、养民，以民为本。陆贾主张以仁义治国，减轻劳役赋税，发展生产，“以闲养民”（《新语·道基》）。贾谊强调民为国本，“国以为本”，“国以为命”，为政“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新书·大政上》），主张富民、养民。董仲舒认为《春秋》之义在敬贤、重民。他针对因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状况，主张限制土地兼并，“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以使贫富悬殊不要太大，做到“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扬雄主张为政应“惠以厚下”（《法言·问道》），“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子亩，妇人桑之谓恩”（《法言·先知》）。

　　东汉王符强调统治者要“厚下”（《潜夫论·班禄》），“养民”（《潜夫论·救边》），“使皆阜于养生而竞于廉耻也”（《潜夫论·班禄》），指出统治者要“爱日”，减省徭役，爱惜民时，“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潜夫论·爱日》）。王符赞赏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养民还应包括道德教化，“民蒙教化，则有士君子之心……故善者之养天民也”（《潜夫论·德化》）。荀悦强调统治者必须减轻剥削，节约民力财力，倡导农耕，发展生产。他说：“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谓养生。”（《申鉴·政体》）

　　西晋傅玄提倡以仁治天下，主张“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无冻馁之忧矣”（《傅子·仁论》），做到像古代那样“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给用，居足以避风雨。养以大道，而民乐其生”（《傅子·检商贾》）。

　　唐代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德宗建中元年七月）主张将“养民”与增加国家财政收人有机地结合起来。陆贽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建官立国”是为了“养人”，指出：“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意即应把“资国”放在“养人”的基础上。

　　宋元明清时期　北宋李觏针对当时兼并土地，民不聊生的状况，曾提出“平土”，即平均土地的主张，以解决民食问题，认为“生民之道，食为大”（《李觏集·平土书序》）。又认为养民是君主的天职：“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李觏集·安民》）南宋陈亮反对空谈心性，提倡事功之学，认为“三代以仁义取天下，本于救斯民，而非以位为乐也”（《陈亮集·问答》）。他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则大有功之验也”（《陈亮集·勉疆行道大有功论》）。叶适认为“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叶适集·计财上》），强调实行养民、宽民之政，“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叶适集·民事上》）。明代方孝孺认为养民是君主的职责，养民在于均产和教化，并以养民、富民为国富的基础。他说：“为治有本末，养民有先后，制其产使无不均，详其教使无不学，文、武、周公之大意也。”（《逊志斋集·周官二》）“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逊志斋集·送陈达庄序》）丘濬认为国以民为基础，天下盛衰在庶民，“是故为国者，莫急于养民”（《大学衍义补·固邦本》）。他强调：　“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大学衍义补·正朝廷》）“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大学衍义补·固邦本》）他认为“养民之政”，既包括“民之得其养者”（同上）的稼穑树艺等“生生之具”（同上），亦包括人伦教化。他说：“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备盖藏，以厚其生。”（《大学衍义补·正朝廷》）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儒家学者尤其强调厚生利用，解决农民生计问题。王廷相强调以实学经世，重视民生。他认为：“上世论五行以材用，取其养民之义也。”人之“饮食衣服居室之养，能离之乎”（《慎言·五行篇》）。而现实却是“强食弱，大贼小”，“虎狼攫人而食”，使生灵涂炭，生道变为死道，“是生也？为死之道者也”（同上）。吕坤认为天生民不是为君，而是为民，君的职责在安民、养民，“为人上者，只是使所治民个个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协宜，这是本然职分”（《呻吟语·治道》），做到“一人忧则天下乐”（同上）。他认为：“置天地间只靠两种人活命，曰农夫、织妇，却又没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同上）对农民寄以深切同情。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主张仿古代井田之法，“授田养民”，又说：“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明夷待访录·田制一》）认为农民赋税一代重于一代，力主减轻税赋，缓解民困。王夫之强调“有国者”要懂得“以义为利”的道理，指出统治者要“以养民为义，而即以养民为利，而不可屑屑然求财货之私以为利”（《四书训义》），主张要治吏以严，养民以宽。唐甄主张治国在富民。为了富民，就要求以养民作为施政目标。他说：使“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就能保证“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潜书·考功》）。而养民的最好办法即是不扰民。“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潜书·富民》）

　　历史地位　养民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学说的基点是以民为国家社稷的基础，民食问题关系到政权的存亡兴衰。厚生养民是当政者的首要任务。这一认识是深刻的。历代儒家学者沿着这一思路，做了大量论述，在一定限度内对减轻农民所受剥削、缓解社会矛盾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根本的厚生养民之路，其善良愿望又往往落空。应该指出，许多思想家已认识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解决养民问题的关键，提出了种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是美好的幻想，无法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