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对人民实行仁爱、反对暴政的学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基础与形成过程　仁政的理论基础是仁。仁者爱人。仁既是一个道德的范畴，也具有政治的含义。春秋时期，人们把仁看做执政者的最高品德。如《国语·晋语》：“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国语·周语》：“畜义丰功谓之仁。”《左传》襄公七年：“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正与直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恤民为德是指实行爱护体恤人民的政策，仁则是三者的综合。如果一个人好仁，这就具备了最高的品德，可以去从政了。

　　春秋末年，孔子以德政为核心为儒家建立了一套政治思想体系，但也常常强调仁的政治含义，把仁作为德政的重要内容。在儒家的思想中，仁与德这两个范畴，其意义是完全相通的。《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仁是五种品德的综合，包括正己与正人两个方面，而正己的目的在于正人，即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用于政治的实践，着眼点是为了对人民实行仁爱的政策，使人民得到实惠，争取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就外在的事功而言，仁的最高理想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是孔子认为，这种理想连尧舜也难以达到，退而求其次，管仲辅助齐桓公所建立的事功，也是一种仁的表现。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仁的本质含义是一种对他人的仁爱之心，“泛爱众而亲仁”，“节用而爱人”。为仁之方是把他人看做与自己同类的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实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把这种仁道用于政治，不仅可以使残暴的人不再为恶而消除刑罚杀戮，而且可以在人民群众中造就一种充满仁爱之心的良风美俗。《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泰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因此，孔子认为，人民对仁道政治的需要，超过了对水火的需要，水火固然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但水火无情，有时可以置人于死地，至于仁道政治，则根本不会发生使人死亡的情况。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孔子希望王者兴起，用30年时间使仁道政治大行于天下。他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所说的这种仁道政治其实也就是德政。

　　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这种与仁相通的德政思想，形成了一套有完整体系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仁即关怀同情他人的恻隐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把这种不忍人之心扩而充之，推广运用于政治，就叫做仁政。他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种不忍人之心与生俱来，是天赋的良知良能，它产生于子女对父母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亲亲之爱。两三岁的小孩都爱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仁的善端，亲亲是仁的本质。长大成人，他把这种亲亲之爱推广到与自己并无亲属关系的人身上，看见别人的小孩要跌进井里，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怵惕恻隐之心”，无条件地去关怀同情，伸出救援之手。就社会领域而言，虽然由于血缘亲疏以及职业分工的不同，人际关系存在着上下等级的差别，但是只有以这种人人皆有的“怵惕恻隐之心”作为联结的纽带，彼此关怀同情，才能凝聚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政治领域的君民关系也应该建立在这种“怵惕恻隐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认为，君主施行仁政就是把君主内心本有的那种亲亲之爱由近及远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也就是推恩于百姓的过程。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把孔子所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运用于政治领域，把亲亲之爱看做施行仁政的出发点。这种亲亲之爱不同于墨家的兼爱，墨家的兼爱不分血缘亲疏，是一种无差等的博爱，儒家虽然也讲“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却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爱之心是以亲亲之爱为基础推己及人而后形成的。孟子根据这个看法，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来比喻君民关系。君如同民之父母，民如同君之子女。君主必须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来关怀人民，人民也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父母一样来拥戴君主。这是一种相对的道德义务，君主和人民都应该自觉地履行。但是由于君主是国家的首领，掌握最高的权力，如同民之父母，对于建立以仁爱之心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所以人民是否拥戴君主，亲爱长上，关键是看君主是否对人民施行仁政。如果君主不关怀人民，不履行为民父母的道德义务，严重失职，施行残民以逞的暴政，就会众叛亲离，变成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被人民所推翻。孟子以君主是否尽到为民父母的职责为标准，把政治区分为仁与不仁两种类型，并且警告君主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废兴存亡。他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与他的贵民说相通的。

　　孟子还从性善论的角度对仁政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孟子认为，君民之所以结成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善性，都以亲亲之仁为本心，同属于人类。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因此，君主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对人民施行仁政，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是以这种普遍的人性为依据的。如果不顾人民的死活，施行率兽以食人的虐政，这就违反了人性，离禽兽不远了。孟子的这种思想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所设计的仁政的具体方案，就是以这种关心民生疾苦的人道主义作为总的思想线索，反对暴政，力求使政治符合于体现人民心愿的人性要求。

　　基本内容　孟子所设计的仁政方案，着重点集中在“保民”“爱民”“利民”“富民”“养民”“教民”这些问题上。

　　仁政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关心民生疾苦，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实行富民政策。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制民之产”，分给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保证农民有自己固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同上）礼义生于富足，刑事犯罪的根源在于经济生活失去保障。因此，施行仁政，首先应该满足人民经济生活的要求，使人民富足起来。孟子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

　　除了富民以外，还应该保民，“取于民有制”，“不违农时”，不可横征暴敛，滥兴徭役。孟子谴责当时一些诸侯的错误政策说：“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孟子·梁惠王上》）关于保民方面，孟子对社会上穷苦无靠缺少生活能力的人表示了极大的关怀，主张应给予特殊的照顾。他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

　　实行了富民、保民的政策使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之后，应该进一步实行教民政策，以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关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孟子认为，经济是道德的基础，但是光有经济生活的提高而不进行道德的教化，这样的人就和禽兽没有差别。他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孟子·梁惠王上》）这是认为，施行仁政应以搞好经济为根本，否则，人民成天在生死线上挣扎，是无暇去学习礼义的。但是另一方面，孟子又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孟子主张建立学校，兴办教育，教以人伦，使人民懂得孝悌之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如果经济生活富足，道德水平提高，这就符合于人性的要求，可以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了。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指出实行道德教化是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孟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与人应该维持一种伦理的关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不能上下交征利，只追逐私利，而不讲道德。他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

　　在政治方面，孟子主张，君主应该选拔有德才之士充任政府要职，委以重任，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应该礼贤下士，肯向贤者求教，“学焉而后臣之”，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不可偏听偏信左右亲信，应该广泛采纳国人的意见，在国人的范围内实行民主。君主若有重大错误，应该听从大战的劝阻，如果反复劝阻还不听从，贵戚之卿可以把他废弃，改立别人。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是统一天下的唯一途径。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这是因为，仁政的本质是以人民为本位，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为人民兴利除害。人民所希望的，替他们聚积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不加在他们身上。只有施行这种仁政，才能获得民心，使人民心悦诚服地来归附。他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所说的仁政，也叫做王道（见王道霸道）。荀子继承了这种王道思想，发展形成了一个更加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荀子指出：“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放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荀子·王霸》）

　　地位与作用　战国时期，法家提出了一套与儒家的仁政说相对立的政治思想，反对以民为本，而主张以国为本。商鞅说：“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这是认为，执行使人民厌恶的政策，人民就弱；执行使人民喜好的政策，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因此，为了使国家强大，必须采用一系列强制的手段来制裁人民，使人民弱小。韩非也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善，而国之所危也。”（《韩非子·奸劫弑臣》）法家的这种思想适应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一直是居于实际上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这种思想完全违反人民的意愿，不得人心，可以收一时之效，而非长治久安之策，所以常常出现各种偏差，激起人民的反抗，造成政治的动乱和国家的灭亡。儒家的仁政说主张以民为本，把富民、保民、教民视为保社稷的关键，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君主为了治理乱世，使之恢复正常安定，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这种思想，使之发挥拨乱反正的功能。儒家的仁政说是由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但其思想渊源可以由孔子追溯到春秋以至于西周，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孟子以后，历代的儒家学者不断地继承发展，充实丰富，代代相传，薪火相续，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闪耀着民本思想光辉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种思想关心民生疾苦，为民请命，总的精神是站在文化道德的立场反对暴政，使政治权力能够符合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的深厚的价值理想，因而也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