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国家生活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儒家一贯重视政治，把君臣关系置于人伦之首，认为政治生活的目的和功能，在于防止争夺和混乱，使人类过正常的有秩序的群居生活。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政治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秦时期，孔子以德政为核心，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经过各派儒家的继承发展，充实丰富，在《大学》中集中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的公式。所谓“三纲领”，包括“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明明德于天下”。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修身做起，正己而后正人，修身是根本。《大学》的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孟子进一步发挥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荀子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修身》的文章，论证修身是治国的根本。他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大学》对这些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汉代以后，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时代课题的不同，儒家的政治思想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是大体上都没有超出《大学》所总结的范围。

　　基本特征　儒家认为，政治应该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主张为政以德，“明明德于天下”。所谓德，是指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些行为规范是由三代以来的礼乐文化长期的发展逐渐积淀而成，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指导政治、稳定社会的良好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社会政治秩序混乱，诸子百家都提出了一套重建秩序的政治思想。大致说来，墨家、道家、法家的政治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对礼乐文化持否定态度，唯独儒家主张全面继承礼乐文化，希望以周制为蓝本来重建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这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不同于其他各家的最基本的特征。

　　儒家对礼乐文化的本质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礼的作用在于别异，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乐的作用在于合同，使各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相亲相爱，和谐融洽。《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合同和别异这两个方面应该互相制约，相辅而行。如果合同的一面强调得过头，就会上下不分，贵贱不明；反之，如果别异的一面强调得过头，就会离心离德，不能把君臣上下凝聚为一个整体。因而礼乐文化的本质是合同与别异二者的有机结合，既能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又能融洽无间，上下和同。

　　这两项原则也叫做亲亲、尊尊。亲亲体现了合同的精神。尊尊体现了别异的精神。亲亲谓之仁，以爱为主。尊尊谓之义，以敬为主。《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儒家认为，把这两项原则推广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上去，就可以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礼记·祭义》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孟子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

　　由于政治从属于礼乐文化，建立在亲亲、尊尊的道德基础之上，所以爱与敬也就成了直接指导政治的两项基本原则。《礼记·哀公问》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爱与敬这两项原则不可割裂，如果只有爱的一面，就会陷入“亲而不尊”的片面性，只有敬的一面，就会陷入“尊而不亲”的片面性，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因此，儒家要求君主处理与人民的关系，应该既像严父，又像慈母。父亲般的家长尊严可以保证政府法令的贯彻执行，以敬为本；母亲般的慈爱关怀又可以无微不至地爱护人民，以爱为本。这两项原则的有机结合就是儒家所一贯强调的“为民父母”的政治含义。《礼记·表记》说：“《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

　　实际上，亲亲、尊尊这两项原则是从家族制度派生出来的。家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由此而产生的深厚的骨肉感情自然而然把各个成员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时，这种家族制度又按照严格的规范区分嫡庶，辨别男女长幼，确定各个成员的身份地位。前者可以相爱，起到合同的作用。后者可以相敬，起到别异的作用。在古代社会，这种家族制度是社会结构的细胞。儒家认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有赖于家族制度的稳定，而家族制度的稳定则有赖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儒家所说的“明明德于天下”，就是把这种家族制度的道德原则推广运用于国家政治，“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把整个社会、国家看做一个宗法共同体，其间虽然存在着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同时也具有同一性，就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

　　就儒家所强调的尊尊的原则而言，儒家是君主制的拥护者，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树立君父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礼记·丧服四制》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同时也强调亲亲的原则，主张君民一体，应该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和关怀同情的德政、仁政。《礼记·缁衣》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是认为，君主好比心脏，人民好比身体，二者紧密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心脏是否受到伤害，依赖于身体是否健全。君主的生死存亡，则依赖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否。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的这种政治思想是和法家所主张的那种专制主义政治思想有显著不同的。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主张一种绝对的君权，强调君主专断独裁，国家制度和法令完全由君主个人意志所支配。儒家虽然认为君权至高无上，但并不是绝对的。君主和全国所有的臣民一样，都要履行由家族制度所派生出来的行为规范，接受道德文化的约束，不能凭借个人的意志而任意妄为。如果君主的所作所为违反了社会的共同准则，人们可以对他进行规劝讽谏，使他回到正道上来。如果实行残民以逞、率兽而食人的暴政，人们可以把他当做独夫民贼推翻。

　　主要内容　儒家的政治思想，其主要内容围绕着如何具体妥善地处理君民关系与君臣关系而展开，总的精神是为了实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和谐统一的价值理想。张载在《西铭》中对这种价值理想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见民胞物与）

　　关于君民关系，儒家认为，君为民之父母，民为君之子女，君民之间，相互依存，结为一体。君主应该尽到为民父母的职责，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关心民生疾苦，体察民情，制订出符合民心的政策。在具体措施上，首先要实行惠民政策，使人民富足起来，生活有保障。《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这是说，天地长养万物，其大德曰生，君主的权位虽然宝贵，但是必须体现天地之大德，以仁爱之心关怀人民，把养育万民的问题置于首位。这也是国家政权的根本职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使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如果人民的生计发生了问题，基础动摇，国家政权也必然随之而崩溃。因此，儒家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取于民有制”。

　　其次，为了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应该实行德政，进行伦理教化，而不可用武力强制的手段。照儒家看来，人类的社会政治秩序不是像法家所设想的那样，建立在以力服人的基础上，而是以德服人，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自愿组合而成的。因此，维持这种社会政治秩序，主要依靠伦理教化以争取民心，而不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来进行武力强制。为了实行教化，君主应该为人表率，成为道德的楷模。如果社会风气败坏，影响了秩序的稳定，君主应该反躬自省，引咎自责。关于教化的内容，《大戴礼记·主言》有详细的说明：“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第三，儒家认为，居于尊位的君主只有以发于至诚的信任才能广系天下之心，因为诚信是国家团结的纽带，社会凝聚的动力。如果君民关系建立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之上，君主以至诚之心对待人民，人民也会以至诚之心对待君主，整个国家就会笼罩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敦实笃信的气氛而同心同德，上下都感到悦乐。这是政治的最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政治把君民凝聚为一个共同感到悦乐的整体，有事而与民趋之，则如禹之治水，劳而忘劳；有难而与民犯之，则如汤之东征西怨，死而忘死。

　　关于君臣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结为一体。尽管君居尊位，臣处卑位，君为主导，臣为从属，但却是按照刚柔相济、阴阳协调的原则结成一种和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共同体有如人之一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相亲相辅，互助合作。君主不可垄断权力，专制独裁，而应该委贤任能，信任臣下；臣下也不可结党营私，侵犯君权，而应该尽力辅助，志匡王室。这是一种君臣共治的思想，而与法家的那种绝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判然有别。

　　法家主张以法、术、势为手段把权力完全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片面地强调“尊君而卑臣”，认为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韩非子·主道》）。法家的这种思想受到历代儒家的反对。比如三国时期的杜恕指出：“元首已尊矣，而复云尊之，是以君过乎头也。股肱已卑矣，而复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过乎头，而臣不及乎手足，是离其体也。君臣离体，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闻也。”（《群书治要》卷四十八）

　　儒家认为，“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君主知道为君的艰难，与臣下结为一体，励精图治，这就可以“一言而兴邦”。反之，如果君主刚愎自用，以臣下不敢违反他的意志为乐，这就是“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因此，儒家主张贤人政治，君主应该争取贤人的辅助，使贤者在位，能者在朝。《周易·系辞》说：“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这是说，君主委贤任能，与臣下结成相互信赖合作的关系，就能既得到天助，又得到人助。

　　就臣对君的关系而言，儒家主张从道不从君。这个道就是为天下兴利除害。后来黄宗羲发展了这个思想，认为“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由于君与臣共负“为天下”之责，以万民之忧乐为忧乐，所以君臣之间是一种相对性的关系，如果不共同“以天下为事”，君臣关系也就不存在了。

　　历史评价　儒家以尊尊和亲亲作为指导政治的两项原则。这种思想既与法家所主张的专制主义相区别，也不同于近代的民主主义，实质上属于民本主义的范畴。但是，在历史的运作层面，这两项原则很难形成有机的结合，常常发生尊而不亲或者亲而不尊的偏差。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奉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专制君主以儒术缘饰吏事，阳儒阴法，利用儒家所主张的尊尊，片面地强调屈民而伸君，尊君而卑臣。这就促使儒学呈现出一种与专制主义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一些具有大丈夫气概的儒家学者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着重发扬亲亲的原则，对反人民的暴政和专制政治的弊端进行批判抗议。这就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开创了一个闪耀着民本主义思想光辉的传统。随着历史条件的成熟，这种民本主义是可以通向近代的民主主义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权论者，正是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哺育下，走向了反对君主专制的道路。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深厚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