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出的以天下为公为特征的理想社会的学说。这种学说将原始社会状况理想化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认为大同之世中，贤能之士才德各尽其用，人与人之间和睦平等，人人都为公毫无私心，社会生活民主，没有家长和君主专制，并以此为参照，提出改造、变革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和建构理想社会的标准。大同说最早而完备的表述见于《礼记·礼运》篇。

　　《礼运》描述大同社会状况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所述包涵了孔子、孟子对社会理想的思考；后来儒家或转述发挥，或有所增益；主要有张载、王艮、何心隐、黄宗羲、颜元、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而最为著名的要算康有为的《大同书》。

　　内涵 大同说虽属理想或空想，但其内涵还是很丰富的，历代儒家差不多把各自设想的合理而美好的社会结构，人际状态都赋予其中，使大同之世成为人们特别是劳动人民向往的社会理想境界。

　　①大同说的最基本内容是天下为公。首先，天下之财产为天下人之所共有，应为天下人所共享；消除财货私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其次，天下之人劳动为天下大公，劳动不是为了获得私有财产，“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第三，大同无我，至公无私，大同之世的人都不为己，没有自私自利之心和谗妒胜忿之习。

　　②大同说设计的大同之世中人际关系和谐，互助互爱，相安相养；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人人都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达到民吾同胞(见民胞物与)的境界，使得天下所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像别人一样生活；男女和合，各得其所。

　　③大同之世中实行仁政，体现正义，“天下之聚，贵以正”(《二程集·粹言二》)。仁政措施具体有不违农时，治民之产等。儒家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行仁政最重要的还是要正经界、行井田。他们认为，行仁政必须从正经界开始，如果井田所划定的地界不正，就不能保证井田划分的均等，这样收获的谷物也就不平等了；从现实经验来看，凡是暴君和贪官污吏掠夺百姓、聚敛私产，总是先破坏经界。儒家还认为正经界、行井田可以使劳动者在劳动中相友相助而相处和睦；因此，“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张载：《经学理窟》)。

　　④大同之世是平等的社会。在财产上儒家的信条之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如果不实施均平，任由人去聚敛私产，即使是万人之产归于一人，也不能使其满足，必须均平地产。大同之世人人是平等关系，没有等级差别和等级压迫，没有君王和家长对臣民的发号施令，甚至除去国界、家界。有国家对立则兵争惨烈，人民涂炭；养兵糜费无量，充兵荒废生业；大同之世必须是天下为一的。家容易让人生私家之心，与大同不合；家的作用在养老哺幼，大同之世实行公恤公养，可取代家的职能。消除等级和界别，人人社会地位就能实现平等。

　　⑤大同之世是由贤能之士来管理社会事务，成为公职人员；消除门第之见和家天下的统治格局。

　　⑥大同之世实行公学教育。学生不分家族、贵贱、贫富，都在学校同吃同宿同学，不仅教之以德才，而且培养他们之间亲爱之情。

　　⑦大同之世社会风气淳美，没有奸邪之徒作乱，没有盗窃之贼骚扰；人们门户不闭，不必存防护之心。

　　起源与演变 先秦时期儒学典籍中已载有理想社会的思想，《诗·国风·硕鼠》中表达了农民力求摆脱剥削，“适彼乐土”的愿望。孔子告诉弟子自己治理社会的理想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并主张社会的调控以均平为原则。孟子到处推行的王道仁政也是一种改变现实社会的理想。荀子后学作《礼运》篇，是总结概括了儒家社会理想并给以集中表述。大同说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宋明理学家的大同思想继承发挥了先秦儒家的大同说，将其作为改变现实社会的一种方法。张载在《正蒙·乾称》中表述了大同理想的状况：“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合其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他提出以井田制方式来实现这种理想，其弟子说他与人讨论古代治理社会的方法，主张将田划分为数井，可以

　　“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吕大临：《张横渠先生行状》)。这已经是着眼以家为本的社会现实进行改造的社会理想。二程展望“纯王之政”时强调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纯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所，此纯王之政也”(《二程集·明道先生文二》)。并主张由身及家而达到天下之治，始于亲睦九族，达到平章百姓，“百姓既已昭明伦理而顺治矣，则至于四方万国，皆协同和从。天下黎庶于是变恶从善，化成善俗而时雍”(《二程集·经说二》)。这主要是欲诉诸道德进步来实现社会的理想状态。王守仁则希图使天下之人都知道并自觉地“致其良知”来相安相养，去私蔽陋习而“济于大同”，并主张视天下人之才而相应地安排其职，各效其职以相生相养。王艮主张定经界按人口来均分草荡，是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明代何心隐曾用自己的财产实行一项新的社会设计——建立“聚和堂”：以家族为一集体，聚族而居，经济上互通有无；族人子弟不论贫富都集体宿于宗祠内，接受定期教育，一姓之内决不以亲疏分厚薄；族中鳏寡孤独者、无依无靠者皆由集体接济，同族人一样生活；族中公共事务由何心隐为主进行调整处理。这是一次试图用宗族方式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实践，因触犯封建官吏的利益，“聚和堂”被解散，以失败告终。

　　近代儒学思想家康有为托古改制，著《礼运注》和《大同书》，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运》中大同小康的思想结合，并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建构了“大同太平之世”的社会理想。他认为大同之世的基本特征是“平等公共”，具体表现有：①“官天下”，即天下国家是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而非一人一家所私有；因此须“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此君臣之公理”。②“平等自立”，即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交往，都是平等自立的，没有相互的侵犯，并订立和约而信守之，于是“于时立义，和亲康睦”，“此朋友有信之公理”。③推亲亲子子之情及于他人。人与人所具条件不同，若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贫贱老幼矜寡孤独废疾之人必然“失所教养”，导致人与人的不平等；且人人有可能成为老病孤贫者之忧；因此，亲其亲以及人之亲，子其子以及人之子，“此父子之公理”。④男女平权。“男有分”即言男子不得逾越一定的权限；“女有岿”即言女子需“巍然自立，不得陵抑”；因此，男女之间“各立和约而共守之。此夫妇之公理”。⑤“平等公共”是普遍的。“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而且“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才能“与人大同”(康有为：《礼运注》)。为实现“大同太平之世”，康有为提出“去九界”的建设理论，即①“去国界”以息争战，成立全球的“公政府”；②“去级界”以取消贵贱、主奴、男女的等级，保证全世界之内人人皆平等；③“去种界”以泯灭种族歧视，使全人类各民族、人种尽皆平等；④“去形界”以消除男女的等级差别，保障女子独立权利，实现男女平等；⑤“去家界”以使人人能解脱家庭的羁绊，成为“天民”，享天赋独立之权；⑥“去产界”以废除财产私有，使人们生业皆公、职业皆公；⑦“去乱界”以使人们不再因国土之分、种族之异而纷争，实现天下太平；⑧“去类界”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对鸟兽众生皆以仁爱之心待之；⑨“去苦界”以达到大同极乐境界。康有为认为“去家界”是“去九界”中最难的事。(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在《仁学》中也表述了他的大同思想，认为理想社会中“人巧奋”、“衔勒去”、“民权兴”、“人人能自由”，“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贵贱平”、“贫富均”，人人“各遂其生，各均其利”，“千里万里，一家一人”，不必再有孝慈友恭、夫倡妇随。这些便是“大同之象”。

　　影响与评价 儒学大同说在历史上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一方面，大同说思想为一些文学家接受，化为文学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广为流传。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向人们展示一幅大家共同劳动、人人安居乐业的美妙生活图画。那里没有国家、没有战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虽受道家避世思想影响，但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中显然包括着儒学大同说的内容。清代李汝珍著《镜花缘》中描写了“君子国”的情况，特别写市场交换中的公平无欺、礼让不争的君子之风，虽旨在抨击当时社会中的尔虞我诈、贿赂公行的生活现实，而运用的武器则是儒家大同说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同说成为农民起义军和社会改革家们号召人民的精神力量和奋斗目标。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的精神支柱《太平经》反对富人聚敛，主张救穷周急；反对恃强凌弱，主张帮助弱者；反对欺辱老人，主张敬善老人；反对歧视少知识的人，主张有道德的人应教导少知识的人。总之要造成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状态。而同时在汉中(四川)的“五斗米道”，在张鲁父子领导下曾实行一种大同社会的纲领，主要有：设义舍、放义米义肉，让人各取所需；取消官吏，以祭酒管理社会；对犯法者原谅、教育三次，不改者处以刑罚；春夏季禁杀禁酒以保护农业生产。这些都反映了均平和平等自由的思想。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更多地吸取大同说作为其思想理论，提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原道觉世训》)“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群。”(《原道醒世训》)以《礼运》中“大同”境界为改造社会的目标，并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贯彻“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原则。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在解释苏维埃主义时，直接用《礼运》中“大同”说来阐述、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可畏，社会主义就是大同主义；在发挥其三民主义时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什么事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对于国家要什么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三民主义》)儒家大同说对洪秀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

　　儒家大同说构想的社会是人民大众所向往的。虽然古代思想家在发挥这一学说时曾带有复古倾向，如提出以井田或封建宗法来实现平等为公的大同理想；但在人民大众那里，在进行社会革命的近代思想家那里，也曾起过改革社会现实的革命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