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视天下国家为一体的社会整体论学说。犹言天下一家。“四海一家”原意指帝王事业规模宏大，天下一统。《荀子·议兵》篇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中国儒家在社会群体层次划分和关联上以家为本，以家衍推，包容天下国家，要求圣王把天下国家当做自己的家一样来治理，并诉诸血缘亲情；要求君子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对待四海之内的人，形成人人皆兄弟的和谐亲亲关系。“四海”通常指国家、天下的所有地方，如《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家”在西周指大夫的采邑，封建宗法制崩坏后，逐渐演变成以夫妻为主体，加上子女及其他亲属的家庭，亦指由亲属关系联结起来的多个家庭联合体——家族。家中的人际关系团结和谐主要依赖血缘亲情和在共同生活、劳动中巩固、强化起来的亲和力。家成为中国儒家理想的基本群体形式。四海一家说的主旨也是要求天下民众都能像一家人那样共同生活。四海一家之说早见于《荀子·王制篇》，其中论述圣王养万民的具体措施，“四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礼记·礼运》也有“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论语·颜渊》记子夏之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是四海一家的意思。

　　内涵 四海一家有三个含义。①圣王、君子发挥其历史作用，使天下一家。就圣王而言，其“心同天地，视天下犹一家”(《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七》)，“宇宙无际，天地开辟，本只一家”(《陆九渊集·与罗春伯》)，尽管人们分居各处、相距千里、相隔千年，只要圣王的意志行于天下，四海自然成为一家，这不是靠圣王臆测揣度来实现，而是要通过知民情、辟民义、明民利、达民患来见诸实效，使民的言行都合乎礼义，从而实现四海一家。②产品的流通形成四海一家。儒家认为劳动分工使各类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同，生活需要他们相互交换自己的产品；这种交换产品的流通性构成各地劳动者之间的整体联系。荀子称这种流通为“大神”。他描述这种流通状态：北海盛产走马吠犬，全国的民众都能畜养驱使；南海盛产鸟羽、象牙、犀革、精铜、丹砂，全国民众都能享用这些财宝；东海盛产海贝、鱼、盐，全国民众都能吃到；西海盛产熊鼹狐皮和可做饰品的旄牛尾，全国民众都能利用。这样，天地所赐予人类的东西都能尽其美、致其用，上饰贤良，下养百姓，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③有道德的个人要有志在四方、四海为家的胸怀。孔子曾打算以仁礼之德去改造蛮夷之地的陋习，并以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就是这种胸怀。

　　起源和流衍 四海一家说的提出虽较早见于《荀子》，但这种思想在其之前的许多典籍中已有显现，或以王一统天下的方式表述。《诗·小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书·大禹漠》：“文命敷于四海。”或像《易》以阴阳为基本要素，演绎六十四卦，不仅说明世界的变化及规律，帮助人们预见行为的结果，而且证明了变易世界的整体性，其变易之元——太极，也就是一种整体的一。西周实行封建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标准决定国家权力和财产的划分和继承，是一种家天下的政治原则，也明显反映出四海一家说的社会思想。孔子创立儒家，倡导儒学，也同时继承和奠定了四海一家的思想；孔门弟子将其作为一种对待事物、分析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子夏在排解司马牛无兄弟之忧时认为只要成为一位敬而无失、恭而有礼的君子，四海之内的所有人都会成为好兄弟。荀子强调四海一家不仅是产品流通而造成互通有无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圣王养万民的宗旨，圣王治理社会必须有四海一家的指导原则，故荀子后学主张“圣人拟天下为一家”。先秦儒家创立四海一家说，是对西周的天下一统思想的损益，着重从道德角度阐扬四海一家，强调圣王和君子必须以仁德布于天下、泽及万民，以孝、恭敬有礼、知民情、合民意、明民利来实现四海一家的社会理想。汉代董仲舒将圣王行善义于天下，实现四海一家的根据归之于天，认为“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春秋繁露·诸侯》)，讲的也是泽及万民。宋明理学以理来发挥并论证四海一家说，他们以天地为父母，以君王为父母的宗子，以大臣为宗子的家相来描述四海一家的情状。张载在《正蒙·乾称》中说，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都是一家兄弟中颠连无告之人，应当得到别人兄弟般的对待和救助。程颐、程颢用“理一”证明四海一家说，“理则天下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二程集》第38页)。二程认为天下之人都是血脉之属、血肉之躯，各具特性，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人世间呈现一派万殊景象；但万殊却不散乱，由于理具有天地间一统、一贯的功能，它将人世间的万殊现象统一、一贯起来，构成了天下一家。朱熹、陆九渊都强调四海一家。朱熹诉诸圣人的仁德之心，陆九渊诉诸宇宙存在本身。明清一些儒学启蒙思想家，对四海一家说傲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肯定传统四海一家说中关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责任。顾炎武指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即后来梁启超概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方面又区分家与天下，将天下与万民连在一起，将家与帝王一姓之私连在一起。黄宗羲论法时区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指出自秦以来，君王所立之法皆一家一姓之法，没有“一毫为天下之心”(《明夷待访录·原法》)，批评封建帝王以家代天下的做法；顾炎武区分亡天下与亡国时认为：易姓改号是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是亡天下。这是揭露历史上国家成为帝王一姓之私的事实，从而号召民众担起天下兴亡之责。近代儒学思想家谭嗣同清楚地界定了家与天下之别，认为天下一家、家天下是封建宗法时代的现象，“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仁学二》)但自秦以后，“宗法荡尽，国与家渺不相涉”(同上)，天下国家与家并无必然的联系。

　　历史地位 四海一家说在儒学思想演变中占居一定地位，对中国社会和民族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四海一家说在被作为政治统一的理论根据时，有助于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时也能够衍生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在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理论或原则时，由于它强调所以能四海一家的原因在于圣王君子的道德情怀和精神境界，尤其重视社会群体中人际

　　关系的家人式和兄弟般和谐，要求每个人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他人，这是人类群体中最牢固的亲和力，并能够在劳动者之间激发出相互帮助的行为，甚至久而久之形成民众的行为习惯和民族心理，对社会生活的有序和稳定、民众的团结一致是有价值的精神力量。太平天国的纲领之一就是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这在起义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效应。

　　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四海一家说主要被作为巩固他们统治地位的手段，为其一家一姓的利益服务，其中蕴涵的道德基础因素被忽视或抛弃。自晋以后，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天下与一家或个人的区别；到黄宗羲、顾炎武便明确划分天下(四海)与国家的界限，揭露出封建帝王把国家当做一姓之私的事实；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就此痛心地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不是国族主义，人们为了家可以牺牲自己，而对于国家的危亡，“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孙中山选集》第147页)。四

　　海一家说的价值是双重的。它既有被封建帝王利用为其张目的一面，又有激发人们爱国和团结互助精神的一面。对于后者，经过改造完全能够成为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长久发生积极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