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术。儒家理论、学说的通称。包括范围甚广，举凡儒家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道德等学说，均可称为儒术。《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太后指窦太后，魏其武安指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紛。这里所说黄老之言即黄老之术。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反映汉初朝廷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隆推儒术，反映朝官中崇尚儒家者不满足于无为而治，试图推行儒家有为而治以取代黄老无为主张。当时儒术与黄老之术之间的对立，反映在政治上亦甚尖锐，《史记·儒林列传》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辕固生指老子书为家人言，家人指仆役之人，自然是对老子书的贬意。窦太后指儒书为司空城旦，司空为法律之官，城旦指隶役之徒，自然也是对儒书的贬意。汉初在窦太后生前，黄老之术较儒术占有优势，争论的结果是儒术退让。

　　对儒术的含意和解释主要有下列几种。

　　孔子之术　《汉书·董仲舒传》引董仲舒的《对策》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一主张被后世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成书的《淮南子·齐俗训》亦说：“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亦指儒术。

　　经术　《史记·太史公自序》：“仲尼悼礼废乐崩，进修经术，以达王道。”汉代崇尚经学，以通经取士，因此，儒术包括于经术之中。经术最早又见于《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郑玄注说：“顺此四术以成士也。”《诗》、《书》、《礼》、《乐》被称为四术，说明通经即是通经术。《汉书·循吏传》说董仲舒、公孙弘、兒宽等“以经术饰吏事”。经术即儒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这也可以印证经术即是儒术。《后汉书·儒林传》亦说：“光武中兴，爱好经术。”还说：“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东汉光武帝及东汉王朝都推崇儒学，经学在东汉也发展到极盛时期，经学的发达即是儒学的发达。宋儒程颐说：“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这亦说明汉代经术之士即是儒者，而经术即是儒术。

　　道术　《庄子·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这里所说“道术”是指学术。《天下篇》认为古时道术是统一的，自从诸子出现，学派林立，统一的道术便被分裂了：“道术将为天下裂。”它对于儒家道术概括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即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之道术。这里亦可以看到儒家的道术即经术。后世儒家称孔、孟之道为道术，如宋儒胡安国上宋高宗《奏状》称程颐：“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闲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河南程氏遗书·附录》)这是称赞程颐继承孔孟之道而为宋代儒家道术的奠定者。近代章炳麟也说：“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訄书·订孔》）即认为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道术。儒术作为儒家学说的代称，成为鉴别儒家学者行为的准则或尺度，具有十分崇高的意义。

　　入仕的途径　《论语·卫灵公》引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引子夏说：“学而优则仕。”这些都说明儒学与获致功名利禄的关系。不过在先秦，孔、孟都将入仕视为实现“道”的手段。如孔子提倡“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主张“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反对“枉道而从彼”（《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又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同上）这些均说明，孔子和孟子均以入仕为行道，不能行其道则绝对不仕。因此，在先秦孔孟时代，儒术绝非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然而自汉代通经致士成为制度，始开儒学利禄之途。司马迁于《史记·儒林列传》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据《史记·索隐》案：“功令”谓“学者课功著之于令”，课功对于学者通经明经考核，作为选举(入仕）的根据。这样，在汉代，经术便成为儒者进身的阶梯。《史记·儒林列传》载：“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黄老之术遭黜，文学儒者大量入仕，公孙弘以通《春秋》经竟由平民封侯当上宰相，经学成了做官的敲门砖，使天下学士风靡向往。因此，引起司马迁的非议。清代学者方苞说：“弘（公孙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而曰以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圣人之经为艺，以多诵为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方望溪全集》卷二《书儒林传后》)方苞认为汉代以通经取士，由公孙弘等倡儒学利禄之门，使儒学的真实精神丧失，并由此引发经学之弊，流于烦琐章句（比于掌故），故说“由是儒之道污”。方氏此说，亦是由他对科举取士不满引发。方苞受程朱理学影响很深，其对儒术评判较为严格。清末学者皮锡瑞对方苞看法持有异议。他说：“案方氏持论虽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师，如汉武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已属旷世一见之事。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人才之法，至此一变，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皮氏强调汉代崇经术，以经术致士，对于经学发展有重大意义。至于以利禄诱人，也是形势使然，不如此，则不可能发展经学。皮锡瑞受戊戌变法影响，同情变法，他对儒术隆污之评判，自不会较方苞那样严格。近代章炳麟对儒术抨击，言辞更为激烈。他认为儒术不仅成为利禄手段，而且被奸雄假窃，亦可为“君人南面之术”提供权谋。他说：“且夫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田常、汉高祖。”（《訄书·儒道》）王莽出身西汉外戚世家，为豪强贵族，而他年轻时即“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汉书·王莽传》）。王莽以崇儒得名而行篡夺，因此受章炳麟之讥。章炳麟是站在反封建立场立论的，他虽说儒家之术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比不上道家高明，但在这里他将儒术和道术均视为奸雄利器而予以贬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