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性与习俗影响。孔子关于人性问题的一对范畴。《论语·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习惯和影响的不同才拉开了距离。这里孔子对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因而引起后世的不同理解。

　　汉代贾谊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表示同意。他认为：“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与善人还是与恶人居处在一起，就会跟着变好和变坏。他举出周成王年幼时就得到周公、召公等贤人辅助，所以即位后“天下旷然太平”（《后汉书·班彪传》）的例子，从正面论证和肯定后天习染对人性的影响。

　　孔子还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既然上智与下愚的人，是先天决定不可改变的，那么可变的是哪些人？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说，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又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使然也。”（《春秋繁露·实性》）只有中民才接受后天的教化作用。

　　王充对这个命题的理解与董仲舒有相似地方。他也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但他却注意到孔子另处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观点，所以说“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性有善不善，圣化贤教不能复移易也。”（《论衡·本性》）那么“习相远”的只有中民之性了。

　　宋儒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后者才有善有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而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这又是一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