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学说。君子是具有儒家的理想人格的人。其地位次于圣人，与贤人相当。历代儒家关于君子的论说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与演变　春秋以前，君子是指有贵族身份地位的人，与无此种身份地位的小人相对。这种君子当然也应该具备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礼仪教养和道德品质，因而人们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君子进行褒贬评价。如《诗经·邶风·雄雉》：“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但是，这种君子尽管不知德行，仍不失其为君子。儒家有时也沿用古义，以身份地位来区分君子与小人。如《论语·宪问》：“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孟子认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这种区分也是当时的社会情况的如实的反映。但是，儒家基本不以身份地位而以道德品质来区分君子与小人，把道德品质规定为君子的本质内涵，认为只有具备一定的道德品质的人才是君子，否则就归之于小人。经过这种转化，君子就成为一个带有普遍适用性的做人的标准，衡量品评人物的尺度，人人都应该学习仿效的人格典范了。儒家认为，普通的士人只要提高主体的自觉，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事道德修养，是可以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君子的。因此，儒家把君子树立为一种理想的人格，以君子所应该具备的各种道德品质作为综合的指标，来塑造儒家的精神风貌。

　　孔子首先为儒家的君子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要求子夏做一个君子式的儒者，不做小人式的儒者。这是孔子教育学生所定的培养目标。《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孔子把君子置于圣人之下，认为圣人是最高的人格典范，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难以见到圣人的，能见到君子就可以满意了。至于他自己，不仅不敢以圣人自居，甚至认为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的目标也没有达到。由此可见，孔子是把君子树立为自己和他的学生所奋力追求的共同的目标。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观念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

　　孔子认为，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包括正己与正人两个方面。正己是从事自我的道德修养，正人是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去治理国家。《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子的这个思想，后来在《大学》中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做一个君子，首先应该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然后推己及人，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儒家把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完全寄托在君子的人格上，只有培养出这种全面发展的君子人格，儒家才有可能推行德政，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想。

　　孔子对君子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做了一系列的规定，而以仁为核心。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范畴，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孔子认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就是仁，丢弃了仁就不能叫君子。在他的学生中，只有颜回在三月之内不背离仁，其余的人只能短期为之，因而距离君子的人格理想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尽管标准甚高，难以达到，为了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君子，每一个人都要自觉地担负起为仁的重任，奋斗不止，直到生命的结束。孔子的学生都接受了孔子的这种高标准的要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因此，做一个君子，也就是做一个仁人。如果一个普通的士人能够激励道德自觉，把自己培养成仁人，他就成了一个有道德的君子，而与小人区别开来。

　　仁的本质是爱人，把爱人用之于政治，就是为政之道。《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回答子张如何从政的问题时，孔子提到“尊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所谓“惠而不费”，就是实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能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安乐，这就是实现了尧舜的理想，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了。君子与圣人的区别，主要是以外在的政治事功作为衡量的准绳。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以仁来规定君子人格的本质。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亦仁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由于君子以仁存心，这就是推己及人施行仁政的根本。所以孟子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如果君子以仁存心，充实而光辉之，则身所经历之处，人无不化，心所存之处，神妙不测，由此而建立的德业，乃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这就由君子而上升到圣人的境界了。他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

　　荀子的人性论思想与孟子相反，认为人之性恶，但他与孟子同样也以道德品质来规定君子人格的本质内涵。他指出，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他们的材性知能本来是一样的，只是由于后天的学习积累的不同，“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雎，而违礼义者为小人”（《荀子·性恶》）。荀子强调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化性起伪，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并且以此为尺度把人格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他说：“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荀子·修身》）普通的士人只是在外在的行为上遵守礼义法度，君子则是“笃志而体”，诚心守仁，诚心行义，把礼义法度转化为内心坚定不移的操守，至于圣人就更进了一层，思虑敏捷，智慧超群，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因此，荀子把君子看做礼法的人格的承担者，礼法必须由君子来制定和实行。他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致士》）荀子认为，君子的作用不仅在于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而且在于治理天地，合理地利用天时地财，使之造福于人类。他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

　　《易传》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君子的人格特征做了十分精辟的概括。《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指的是一种奋发进取的阳刚之美，厚德载物指的是一种宽厚博大的阴柔之美，这两个特征的结合，阴阳协调，刚柔相济，就是达到理想境界的中和之美了，而这种中和之美是效法天地而来的。这种中和之美也叫做中庸。《中庸》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既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尺度，也是区分士、君子与圣人的尺度。普通的士人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君子，则是择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弗失，圣人之所以高于君子，是因为圣人兼有智、仁、勇之达德，具有中庸之成德，能够致中和，使天地位而万物育。《中庸》具体描述了这种君子的人格特征：“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这种君子居于王者之位，就可以在天下的范围内全面地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所以《中庸》进一步指出：“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汉代以后，儒家关于君子的论说，其理论基础都是依据于先秦，只是由于结合了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有不同的侧重层面，表现了时代的特点。宋明时期，理学分为程朱与陆王两大派。这两派对于君子人格的本质内涵，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在为学之方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程朱派主张通过“道问学”的途径，即物穷理，涵养体认，以逐渐积累的方法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君子。陆王派则主张通过“尊德性”的途径，先立乎其大者，自作主宰，以简易直截的方法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君子。这两派的争论并没有动摇儒家关于君子人格的根本理想，而是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丰富发展了这种理想，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明代的王艮有两段论君子的言论，完美地表述了儒家的这种理想。他说：“故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故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必至于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已。”这是侧重于君子人格中所蕴涵的道德理想。接着他又阐明了君子人格中所蕴涵的政治理想：“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所而后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历史意义　儒家的君子人格理想虽然比圣人的人格理想低一个层次，却不像圣人那样高不可攀，难以企及，而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达到的切实可行的标准。因而几千年来，深入人心，不仅塑造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君子人格理想既强调成己，又强调成物。就其强调成己方面而言，它激励人们的道德自觉，发扬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以君子为典范奋力追求，去培养自己全面发展的人格。就其强调成物方面而言，它把个体的人格与国家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求君子应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匡时救世的使命感，把个体价值的实现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儒家的这种人格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薪火相续，造就了无数个志士仁人，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价值准则，值得我们去认真继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