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志气和节操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理论。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坚持正义、不畏强暴，不贪私利的道德品质。志气，是指追求真理的决心和勇气或要求做成某件事的气概；节操，是指高尚品德和优秀品质的操守。

　　中国社会历来十分看重气节。早在殷商被西周取代之时，伯夷、叔齐忠于商而不愿做周的臣民，便逃到山中而被饿死。他们受到人们的传颂和称赞。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对气节的看法。论述最为全面、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便是儒家的气节论。儒家的气节论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把对气节的思考与人们居家处世、尽忠尽孝等伦理纲常和道德原则结合起来，把气节论与功名立业、生死荣辱等人生追求和人格形象结合起来，具有积极的人世特点。

　　先秦儒家的气节论　孔子认为，有志是人的根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寻常百姓也是不可随意污辱的。在孔子看来，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培养道德情操，提高精神境界。他把道德看得重于生命，认为一个人为了维护道德，可以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还认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即使生活上穷困潦倒，精神上却十分快乐，做人应该光明磊落，靠不义之举获得富贵，是君子所不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孟子也极力推崇合乎道德的行为。在他看来，一个人能既合乎道德又可保全性命固然很好，但是若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一种的时候，就要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鄙视“以顺为正”，赞赏合乎道德的刚健行为，把严守道德操行的人誉为大丈夫。他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大丈夫应有独立的品质，遵守道德准则，不屈服于外在压力。

　　荀子也主张道德至上，他认为在权贵、利益乃至死亡面前，为了维护道德正义的尊严，都应该不屈不挠、大义凛然。他说道：“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于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宋代儒家的气节论　到了宋代，周敦颐提出了自己的气节论。他强调自我修养，反对随波逐流，忠于道德而不与他人同流合污，“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爱莲说》）。保持优秀品质，虽出污泥而不染，实是值得称道的气节。张载以礼义为要事，认为气节的重要体现是守义守礼，他说：“君子宁言之不顾，不规规于非义之信；宁身被困辱，不徇人于非礼之恭；宁孤立无助，不失亲于可贱之人。”（《张载集·正蒙》）张载主张为人处世要清正廉洁，淡于名利，不依附权贵，　“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张载集·横渠易说》）。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对真理的追求，“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张载集，语录中》）。他自己就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同上），以博大的气魄和勇敢，对当时影响巨大的佛老之学提出了挑战和批判。

　　在宋儒中，论气节较多较详的是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程颢对有志看得很重要。他说：“志，气之帅，不可小观。”（《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有志而坚韧不拔，才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程颐认为，坚守正义、维护道德而不向邪恶低头，是十分可贵的，“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河南程氏经说》卷六）。“君子当明夷之时，利在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也。在昏暗艰难之时，而能不失其正，所以为明君子也”（《周易程氏传》卷三）。为了维护道德和正义而有气节，就是死去也在所不惜。道德是重于生命的，气节是高于一切的。在二程的心目中，维护气节具有荡涤污浊、清除恶念的功用，“只有一个诚。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程还认为，保持气节就不能贪于利欲，“人有欲则无刚，刚则不屈于欲也”（《河南程氏经说》卷六），把气节与利欲对立起来，要维护气节就必须加强自我修养，不为利欲所动。

　　明清儒家的气节论　明代的王守仁也曾论及气节。他对志气是这样看的：“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示弟立志说》）王守仁所谓立志，实际是指要不惧困难去获得“良知”，因为“良知即天理”（《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良知“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传习录》下）。有了良知，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清代的王夫之认为，人的生命是珍贵的，作为人，就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这就是道德，即义。对于生命和道德理想的关系，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只有体现道德理想的生命才是可贵的，在生命与义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义，是可以牺牲生命的。他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大诰》）

　　影响 儒家的气节论提倡坚守正义、维护道德，主张精神追求至上，以民族气节、个人荣辱为重，反对趋附权贵、迷恋利欲、苟且偷生。儒学代表人物们把贪货财、徇爱欲、争气忿、背信弃义看做极为可耻的事，而强调人活着就应该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即使死了，也要留下光辉在人间。儒学这一坚守气节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影响了包括岳飞、文天祥在内的一大批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气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视死如归的呐喊，李清照“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光辉诗句，无不受到了儒家气节论深深的启发。不仅如此，儒家的气节论对中华民族形成热爱祖国、维护正义等共同心理，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一致抗击外侮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儒家的气节论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很大的消极作用。儒学推崇“三纲五常”，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把封建社会秩序和伦理看做天理，把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制等同于道德，视为人们应该坚守的气节；特别是千百年来封建礼教轻视和虐杀妇女，以“贞节”观念束缚妇女，残害了许多善良的女性。这一切，追根溯源，儒家的气节论是不能辞其咎的。而且，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儒家的气节论显得过于零乱。它的系统性、完整性、逻辑性都不很强。它的有些具体言论忽视或轻视现实生活中非精神道德因素对人的影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