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人生经历中痛苦与快乐体验的基本观点。苦与乐是反映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过程中不同主观体验的范畴。凡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相悖所引起的主观体验就是苦；凡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相符所引起的主观体验就是乐。

　　在中国历史上，曾形成许多不同的苦乐观：有极端纵欲的苦乐观，也有禁欲主义的苦乐观；有以肉体和感官的满足为真正的快乐，也有以精神的愉悦和满足为真正的快乐；有以为苦乐在现世者，也有以为苦乐在来世者等等。儒家的苦乐观总的说来是承认欲，但主张节制欲；强调精神上的追求和欢愉，重义重礼、讲仁讲诚，反对过分追求利益和欲望。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力图揭示苦与乐的真实内容，对苦与乐做了多方面的剖析；同时，把苦与乐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和人的志向抱负结合起来，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

　　先秦儒家的苦乐观　孔子认为，提高道德修养、丰富精神生活是很大的快乐。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叶公间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高尚的，追求道德完美是快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还认为，快乐就是循理办事，不违理，不强求。《荀子·子道》中载道：“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孔子还曾对不同的快乐做出了区分，指出令人快乐的事并非都是好事，这一思想十分深刻，且带有一定的辩证色彩。他说道：“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孔子也把苦乐问题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认为日常学习、会友、修身等都是很大的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这一名言影响深远，至今仍对人们具有启发意义。

　　孟子把诚看成是最大的快乐。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孟子概括了快乐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和体现，指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同上）这一概括，是有其合理性的。

　　宋代及其之后儒家的苦乐观　在宋代，程颢、程颐提出了他们的苦乐观。他们认为：“圣人未尝无喜也，‘象喜亦喜’；圣人未尝无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圣人未尝无哀也，‘哀此茕独’；圣人未尝无惧也，‘临事而惧’；圣人未尝无爱也，‘仁民而爱物’；圣人未尝无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节，则谓之和。”（《二程集·外书》卷十）。二程在此主张对苦乐要有所节制，以和为贵。程颐还认为，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就坦荡快乐。他说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荡荡然。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二程集，经说》卷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范仲淹，他的苦乐观对后人影响极大，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他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文公文集·岳阳楼记》）陆九渊也曾言及苦乐。他说：“以道制欲，则乐而不厌，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著，杂说》）陆九渊也是以追求精神享受为快乐的。

　　梁启超在苦乐观上对前人有所超越。他对肉体与精神之苦乐，有着辩证的理解。他说道：“物质上之欲唯患其多，精神上之欲惟患其少。”（《自由书·无欲与多欲》）“真苦真乐必不存于躯壳，而存于心魂，躯苦而魂乐真乐也；躯乐而魂苦真苦也。”（《德育鉴·存养》）梁启超继承了儒学的传统，同样认为增强道德意识、提高精神境界而获得的快乐是最大最高的真正快乐。

　　历史意义　儒家的苦乐观与其重视人生修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内容上，儒家的苦乐观从多方面多层次地揭示了苦与乐及其相互关系，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成分。其中，有些内容已凝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心态，激励着一代代的后来者。然而，儒家的苦乐观理论结构上不够严密和完备，内容也不够详尽。它仅仅从纯主观的体验去评价苦乐，具有一定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