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三纲五常的学说。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是中国中世纪社会最重要的立国原则和道德规范。纲是网上的大绳，纲举则目张，具有主导、支配的作用。常表示恒久不变。孔子、孟子未明言三纲。《韩非子，忠孝》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的顺逆是天下治乱的关键，故称其为“天下之常道”。这是三纲观念的萌芽。“三纲”一词首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白虎通义》引《礼纬·含文嘉》，正式确定三纲的内容，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六纪》）“五常”是孟子“四端”的扩展。四端：“仁、义、礼、智。秦汉之际，五行观念流行，故于四者之外增加“信”而为五，以为五者乃人性之常，故称为五常。“五常”一词见于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白虎通义·性情》说：“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东汉及以后学者常将三纲与五常合称，遂成为习惯性术语，如马融说：“所因谓三纲五常。”（何晏：《论语·集解·为政》引）宋代朱熹等儒家学者对三纲五常做出系统解释，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三纲五常又简称纲常，如《宋史·叶味道传》：“正纲常以励所学。”纲常又与名教相连，名教指以名分行教化，纲常名教系指宗法等级社会最基本的礼教原则。

　　三纲与五伦　三纲是在五伦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体制化了的道德原则，兼有法律的效用。五伦是宗法等级社会人际关系的主干（见人伦说），而三纲又是五伦中的主干。君臣代表政治关系，父子代表家庭关系，夫妻代表两性关系，三者最具有重要性。五伦说对于五种人际关系虽然也有主次之分，但同时强调相互承担责任和义务。三纲说则只强调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主从关系，把他们之间的隶属性视为天经地义，所以说三纲说是君主专制主义和家长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董仲舒认为三纲法于天道，君、父、夫为阳道，臣、子、妻为阴道，阳尊阴卑，故君贵臣贱，父专子从，夫尊妻顺。《白虎通义》概括出三纲六纪，认为大者为纲，小者为纪，用以治理上下，整齐人道。三纲体现阴阳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人道始成，君、父、夫是统领者和执教者，臣、子、妇是从属者和服务者。

　　三纲五常与天理人心　宋明理学家把三纲五常作为拯救时弊、实行王道的根本途径，并从天理人心的高度加以论证。程颢、程颐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程氏遗书》卷五）人们要以事天地之义之诚去忠君孝亲，这样忠孝就可以通于神明。二程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程氏遗书》卷二）这五常之性乃人所固有，出于天理，但人生禀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贤愚之不齐，故须澄治，使人性复其初。罗从彦提倡愚孝，谓“天下无不是底父母”，陈瑾大加赞赏，又推用于君臣之间，并说：“片言之间，足以扶三纲，立五常，可以为天下法。”（《罗豫章先生集》卷末《延平府书院志》）这就把君父的权威推到极致，以至于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礼教吃人的现象。朱熹用理一分殊的理论论证纲常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记》）天理是永恒的，因此“三纲五常，终变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朱熹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皆要合其分理，各得其宜以成和。他更强调忠孝节义的道德，如臣对君以尊敬为要，臣权不可过重；子女对父母尽孝以敬，数谏而不从，愈当起敬起孝而无怨；至于“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女道还俗榜》），男女婚姻必须符合媒约聘问之礼，妇女要守节，“夫丧改嫁，皆是无恩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朱熹于五常之中特重仁德，仁为五常之首，又能包容五常，故仁是全体，义、礼、智、信是分支。他又用五常类比五行：“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而其发为恻隐；火神曰礼，则敬之理也，而其发为恭敬；金神曰义，则宜之理也，而其发为羞恶；水神曰智，则别之理也，而其发为是非；土神曰信，则实有之理也，而其发为忠信。”（《朱子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卷一）这样，五常之性不仅是人之本性，亦是自然万物之性。王守仁强调天理不外于人心，欲正纲纪必先正人心；一般人为物欲所蔽，失其本心，故须念念致良知，复其本心，则天理昭著，纲常自然有序。他说：“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他认为无良知之发现，使纲常与人心相间隔，知与行分成两件，则难免流于权谋与伪善。王守仁强调良知的内在性和能动性，轻视外在的权威，如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兴师，皆无成典古制可据，只是“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同上），依此而推，只要得之于心，一切经典和圣贤皆可怀疑，人也可以不受纲常名教的约束了。所以王学的良知说，本意要更好地维护纲常，结果又导致对纲常的冲击。

　　儒家激进派的批判　王守仁心学之后的泰州学派多有批评纲常名教者。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为圣人之道；李贽以吃饭穿衣即人伦物理；颜钧谓“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实天机之发；何心隐提出无父无君，以朋友一伦统摄其他四伦。这些说法都是对正统纲常的背离和对抗。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泰州学案》）黄宗羲本人著《明夷待访录》，直接抨击三纲中的核心君为臣纲，指出：封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以其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理想的社会应“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君是人民的公仆；君臣关系不应为主奴，而应平等，君臣共治，为天下万民服务。黄宗羲不批评父子一伦，认为父子关系不可改变。总之，儒家激进派批判三纲五常的重心在批判三纲，批判三纲的重心又在于批判君权至上。

　　五常说的存留价值　三纲和五常的历史特点和存留价值是不同的。三纲最鲜明地体现了宗法等级社会的秩序和不平等性，直接维护君权、族权和夫权，所以时代性极强，一旦宗法等级社会解体，三纲也就随之失效。五常则不同，它是具有普遍性和长久性的道德规范。仁的概念在孔子以前即已存在。孔子把它系统化，提高为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仁的主要内涵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行仁的方法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以孝悌为本，推之于天下。孟子把仁理解为恻隐之心，韩愈说博爱之谓仁，朱熹进而用生意说仁，仁表示爱护生命、关心他人。仁是一种古代的人道主义原则，除去其宗法性，是可以继承下来的。义，《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的《原道》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以行为适宜为义是儒家的共识，这是比较宽泛的解释。什么样的行为才是适宜的呢？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刘熙的《释名》说：“义，正也。”正当的行为才合于义。儒家用“义”表示合于社会公德的行为规范，用“利”表示个人的物质利益，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从一般意义上说，义是人的行为的原则性，这个原则性总与社会道德和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道义和正义具有长久的价值。孟子说：“义之实，从兄是也。”（同上）这是用宗法家族伦理限制义的内容，这种狭隘性应予剔除。礼指中国家族社会宗法等级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它是综合人们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而形成的社会行为体系。当强调“礼”的政治含义时，人们便“礼、法”并用；当强调“礼”的伦理含义时，人们便“礼、义”并用；当强调日常行为的规矩时，人们便说“礼仪”或“礼貌”。在古代，礼被用来定亲疏、明贵贱、别男女，礼仪亦严格而烦琐，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甚至可以变成吃人的礼教。但人的社会行为都要有规矩可遵，礼所包含的庄重、谦和、礼貌、互敬互谅，应该加以继承。智指人的聪明和智慧，具有明察是非、好学多识的品格，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孔子将仁、智、勇三者并举，《中庸》称之为三达德。儒家重智，因而重教育与学习，在智育方面积累了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值得今人借鉴。但许多儒者把智的内容限制在了解和掌握人伦道德范围内，忽视对自然界及社会众多事物的认知，这是需要打破的（见四德说）。信指诚实不欺，遵守诺言。对于国家政治来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对于个人交往来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是一种美德。治国、做事、修身都需要信用、信任、信誉。人际交往必须有信，故人们常说“信义”。信的具体内容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但信的一般意义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