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人伦之理的学问。由于“伦理”一词已与“道德”一词通用，也由于儒家的道德学说以人伦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指儒家的道德学说，主要讨论道德起源、道德原理原则、道德规范、道德功能、道德方法以及道德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内容十分丰富。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文主义学说，伦理思想在其整个学说里占据中心的地位。

　　“伦理”一词首见于《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此处“伦理”泛指事物类别条理。《荀子·臣道》说“伦类以为理”，已指人伦之理。“道”与“德”首由道家提出，老子遵道而贵德。“道”标示宇宙本源和普遍生理，“德”标示事物禀于道而获得的本性。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其含义已与老子不同。“道”指社会人生的最高真理，“德”指高尚的人品和行为。《周易·说卦》谓“和顺于道德”，《荀子·劝学》谓“道德之极”，皆将“道德”连用。以后儒家又将“道德”与“仁义”连用，标示伦理原则。如《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代文化重人伦的传统，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孟子、荀子分别在道德起源、道德内容、道德功用和修养方法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礼记》又进一步将儒家伦理思想理论化系统化了，其中《大学》提出修身治国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将天道、人性、教育一体化，提出“诚”和“中和”的原则，以及尽性赞化的目标，对后世影响极大。汉儒在先秦儒家四德说、忠孝论、礼乐说的基础上，提出三纲五常说，以三纲作为立国的原则，以五常作为社会道德的基本范畴。宋代以后，理学兴起，批判佛老，维护纲常名教。程朱一派用理学本体论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陆王一派用良知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内在性，他们把儒家的伦理思想高度哲理化了。明清时代，在儒者提倡下，社会上流行“忠孝节义”的新四德说，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说。在理学主导儒学的时代，义利与理欲之辨成为道德论的热点。在理学之外，出现儒家功利学派和心学异端，有突破儒家传统道德的新思想新观念出现。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人对传统理学心学提出批评。王夫之提出变化日新说，黄宗羲攻击君主专制制度，颜元高扬经世致用，都对传统道德的弊病有所触动。戴震批判纲常名教，斥名教以理杀人。谭嗣同著《仁学》，谓三纲五常有惨祸烈毒，号召冲决纲常之网罗。直到五四运动批判旧礼教旧道德，标志着儒家伦理思想的终结。

　　道德的起源　主要有三说。

　　天命说　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按朱熹的解释，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物因各得天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而气禀或异，故而修之。《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易传》认为人间道德是承接和效法天道而来。程颐和朱熹认为天道与人道只是一个理，皆有五常之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以上各家都认为道德本于天命或天道。

　　人性说　孟子提出四端说和良知良能说，认为人生来便具有善性，即仁义礼智四端。它们乃人性所固有，不是外面加于人的，不学而能故称良能，不虑而知故称良知。陆九渊认为：“仁义者，人之本心也。”（《陆九渊全集》卷一《与赵监书》）王守仁大倡良知说，认为心具万物之理：“明德之本体，即所谓良知。”（《阳明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调节说　以荀子为代表，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顺而任之，必引起争夺、残杀，故须以礼义节之，道德由是而生，可知人的本性是非道德的，道德是用来调节和改造人性的，所以是后天人之所为，具体地说，是圣人创造礼义法度以化导性情，节制情欲本能，使人性变得美好，使社会和谐而有秩序。

　　道德的最高原则　儒家各派关于道德的基本内容在看法上接近，但以何者为最高原则便有不同侧重点，主要有三。

　　以仁或仁义为至德　孔子的道德论以仁为核心，仁的内涵是爱人。它是孔子学说的一贯之道，是礼的基础和内容。仁兼涵诸德，如忠、恕、孝、悌、恭、宽、信、敏、惠等。人生应以仁为己任，必要时杀身以成仁，故仁为道德最高原则。孔子又立圣人于仁人之上，但这不是说圣德比仁德更高，而是说圣人除了具有仁德，还要有地位和权力，用以成就济世利民的事业，而这是道德以外的事，非主观能够求来的。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不是与仁并立的德目，乃是仁在处理公私关系上的原则表现。孔子还讲过中庸为至德。中庸亦不与仁并立，乃是行仁的最佳状态，无过与不及之偏失。孟子以仁义并举，以亲亲为仁，以敬长为义。亲亲之仁推而广之，就是仁政与博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敬长之义推而广之，就是尊重别人的正当权益，“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孟子用仁来安顿人心，用义来指导行为，故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

　　以礼为至德　荀子用礼义代替孟子的仁义，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礼义之中又以礼为最贵，故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礼可以保证其他德目的实现：“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

　　以诚为至德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道德的作用在于尽性成己，赞化成物，成己为仁，成物为智，从根本上说都必须以至诚为之，所以说：“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以至诚为贵就是为了反对伪善，这对于道德确乎是根本性的问题。

　　主要道德规范与道德品质　儒家伦理思想的德目很多，现依其重要性和常用性列举十一项，并简要加以说明。

　　仁　基本内涵是爱人，孟子称为恻隐之心。儒家主张爱有差等，由家庭之爱推出社会之爱、天下之爱，以至于天地万物之爱。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他强调爱的普遍性。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识仁篇》），并以仁为全德之称，故说：“义礼知信皆仁也。”（同上）朱熹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五十三）他强调仁是起于对生命的关切。程朱都以仁为性的基本内容。谭嗣同著《仁学》说：“仁以通为第一义。”这是揉合了西学的新说，颇有深意。

　　义　《礼记·乐记》说：“义以正之。”扬雄的《法言·重黎》说：“事得其宜之谓义。”可知义指正当的行为原则。义是儒家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物质利益与精神生活之间关系的准则，代表社会行为的原则性和崇高性，从中引申出恩义、情义，忘恩负德，为不义。儒家认为义比个人生命还重要，必要时应做到舍生取义。

　　礼　礼有三重含义：一曰礼法，指政治与社会制度，如荀子所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但在运用上要以和为贵。二曰礼义，指人的社会行为规范，如荀子所说：“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三曰礼仪，指人际交往中的仪节，或称礼俗、礼貌，如孔子说：“以礼让为国。”（《论语·里仁》）《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智　指人的聪明才智，表现为知人善任，有审断是非的能力。孔子说：“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儒家认为人的智慧主要靠后天学习才能丰富完美，故《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同时智慧要与德性相结合，表现为明察善恶的道德意识，故孟子说：“智之实，知斯二者（仁与义）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仁、智、勇三者，儒家称为“三达德”，是君子人格三要素。

　　信　指诚实而有信用。交友之道以诚信为本，做人做事都要信守承诺。孔子说：“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可知诚信是基本的社会道德。但信要与义相联系，言必信、行必果未必是君子，信要服务于仁义大事。

　　忠　其义有两层：一曰尽心为他人效力，这是泛义；二曰尽心为君王服务，这是狭义。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 （《论语·学而》）朱熹注云：“尽己之谓忠。”这是泛义上的忠。孔子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是狭义上的忠。后世儒者论忠，多指以下奉上之义，从中发展出愚忠，如郑玄说：“死君之难为尽忠。”（《孝经注》）儒家主流派讲忠是有原则的：①君仁而臣忠，不仁之君可废可诛；②君有过要谏诤，不能一味随和。王符说：“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潜夫论·务本》）这就是以正道事君。传统的忠德，还包含忠于祖国和民族的内容。这一内涵在近代中国受外国欺凌时日益显露其价值。

　　孝　孝是传统道德中最重要的规范，是仁德的根本。忠也是以孝为基础的。孝的基本要求是生时敬养，病则致忧，死时哀丧，以时祭祀；还要娶妻生子，继嗣祀祖。《礼记》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祭义》）“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祭统》）《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礼记》和《孝经》扩充了孝的内涵，使孝道不仅限于家庭伦理，而且也是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孝经》还认为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罪莫大于不孝”，故提倡“以孝治天下”。

　　悌　“悌”通“弟”，指弟敬顺兄长和弟子敬顺年长辈高者。兄弟同辈，有骨肉之亲，但在家族社会，兄在继承权和发言权上仅次于父，故常父兄并称，在道德上则孝悌并称。孔子说：“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悌德使长幼有序，形成敬老尊长的风气。

　　恕　恕道是对他人的体谅与宽容，它与忠道相结合，构成“仁”的完整内涵。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四书集注·论语》）这符合孔子的思想。按孔子的说法，恕道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提出“絜矩之道”，是对恕道的发挥，以己度人，将心比心，上下前后左右都要实行恕道。这是儒家处理人己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

　　中庸　孔子以中庸为至德，表示行仁的最佳状态，故又称“中行”。事情是复杂多变的，任何情况下行仁的尺度都恰到好处，毫无偏失，这是很难的，《中庸》称为中和、时中。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补充说：“庸，平常也。”（均见《四书集注·中庸》）这是儒家对中庸的代表性解说。

　　诚　诚的内涵是真实无妄、信守不欺。儒家认为，诚者天之道，人要效法天道故应思诚。孟子强调道德自律，要求反身而诚。《中庸》提出“不诚无物”“择善固执”“成己成物”。《大学》讲修身，以诚意为旨要，意诚故能慎独。阳明认为：“君子之学，以诚意为主。”（《文录·答天宇书》）总之，真诚破伪，诚信破欺，诚直破枉，精诚破怠，有诚则道德存，无诚则道德亡。

　　道德的重大问题　在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几个问题是经常引起讨论或争论的，择其要者有四。

　　义利之辨　义利问题关系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之间的选择问题，一向为儒家所重视。孔孟荀都重义轻利，他们所轻是个人利益，而把民众利益看做义，故他们有富民惠民的主张。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在道德动机上，他否定任何功利性的计较。宋儒大都严于义利之辨，尚义而抑利。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大全·与延平李先生书》）理学家以公私解义利，故其道德修养以去私为要。但宋明清的功利学派不赞成分割义利，主张义利统一论。李觏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直讲集·原文》）颜元反董仲舒而说：“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习斋言行录》卷下）

　　理欲之辨　理指人的道德理性，欲指人的情感欲望。孔子肯定人皆有欲求，但须得之以道。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不在感官欲望而在道德理性，而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提出以道制欲。《毛诗序》则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先秦儒者是节欲论者。《礼记·乐记》批评“灭天理而穷人欲”，正式开启天理人欲之说。宋儒倡导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一）王守仁说：“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传习录》）宋儒认为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属于天理的范围，穷口腹之欲便是人欲；但宋儒相当忽视人的感性欲求，其说流行的结果，便发生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损害，乃至演出戴震所揭示的以理杀人的悲剧。

　　义命之辨　其实质是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条件的关系问题。孔子及其弟子一方面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另一方面讲“为仁由己”。孟子正式以义命并举：“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命。”（《孟子·万章上》）他主张重义而顺命。张载提出“义命合一存乎理”（《正蒙·诚明》），但他依然重义顺命，故说：“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亦不恤，惟义所在。”（《近思录》卷七引）程颐说：“贤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儒家对义命的基本态度是：重道义，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心理之辨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内心道德自觉与外在道德原则何者最神圣的问题。孔子以仁为道德内容，礼为道德形式，无仁则礼为空设，无礼则仁无从体现。孟子长于阐发道德自觉，荀子长于阐发客观规范。魏晋有自然与名教之争，其实质是主体性情与客观礼教的关系，或“名教以自然为本”，或“名教即自然”，或“越名教而任自然”。至宋明，正式形成理学与心学的对立。程朱理学强调作为道德本体的理的神圣性，认为天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万古不易，其修养功夫偏重于居敬穷理。陆王心学推重道德主体的“心”的价值，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其修养功夫偏重于发明本心、致此良知。

　　道德的社会功能　儒家极重道德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以下两种学说。

　　修己以安百姓　个人道德修养的目的是济世安民，而且只有在济世安民的行动中才能最终完成道德人格。孔子提出修己以安百姓和博施济众的做人目标。《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成为儒家行为的座右铭。《中庸》提出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公式和成己成物的修道方向，则道德的功能不仅在健全人性和社会，其极致亦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宇宙万物的健康发育。后儒借用《庄子，天下》的话，以“内圣外王之道”来表述儒家内修道德，外成事功的思想路线，逐渐形成经世致用的传统。

　　为政以德　治理国家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方针，一是以德服人，二是以力制人。儒家主张德治，反对强制。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论。他将德治与法治的优劣做了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主张以仁心发为仁政，仁者无敌于天下。汉以后，儒家不再反对法治刑政，改为儒法兼综、德刑并用，但仍以德政为主。《白虎通义》认为圣人明五常之道，“以教人成其德”（《五经》），同时治天下必有刑罚，“所以佐德助治，顺天之度也”（《五刑》）。这就是儒家治国论给予道德和法律的定位：道德为主，法律为辅。

　　道德的修养方法　儒家认为道德人格要靠自己修养而成。虽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恶劣的环境，不良的积习，都会掩埋善性，增加惰力，所以要修成圣贤并非易事，一定要端正态度，讲求方法，刻苦努力，道德人格才能树立。

　　笃志而固执　孔子说：“志于道。”（《论语·述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修德是一生的事情。《中庸》提出“择善而固执”，执着的道德追求是修养有成的根本前提。

　　反躬内省　孔子认为为仁由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做到“内省不疚”（《论语·颜渊》）。曾子又提出日三省吾身的方法。孟子认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这就是反身自检的方法，不要怨天尤人。

　　慎独　《大学》说为善要诚心诚意，不欺人亦不自欺。《中庸》说明慎独是指“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在无人监督时保持自觉，不做非道德的事。

　　从善改过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是孔子强调的重要修养方法。他再三说，过则勿惮改。荀子认为：“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荀子·劝学》）又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

　　下学而上达　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就是要通过学习提高道德境界。《大学》提出修身要从“格物致知”开始。《中庸》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修养与学问讲论可以相辅相成；在求知方法上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项要求。

　　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再三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儒家担心言行脱节，故特重道德实践。

　　推己及人　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就是忠恕之道。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亦是将仁德由近及远，向外扩充。

　　存心养性　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如何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如何养性？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形成操守不移的大丈夫气概。他还提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不疏懒，不急躁，日积月累地从容不迫地去做。周敦颐主静，二程主敬。宋明道学家都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作为道德修养的大目标，而在方法上理学强调从穷理入手，心学强调从尽性人手，形成道问学和尊德性之争。

　　儒家伦理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儒家学说是带有泛伦理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心问题是解决在家族社会条件下做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做人的问题。其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政治论、历史论、教育论都是围绕成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所以伦理思想是儒家的灵魂所在。儒家的伦理思想带有强烈的宗法主义特色。它为巩固中世纪宗法等级社会制度、形成宗法道德风尚、培养该时代的仁人志士，起了重大作用。在现代中国，最直接表现宗法等级关系的道德观念已经过时，但它的人道主义思想、重德性重修养重人性升华、强调人际和谐的精神以及一般社会公德，却可以批判地继承，为新时期道德重建，提供营养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