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人越南已2000余年。在古代，越南统治者曾通过兴办儒学教育、以儒学科举取士、修文庙祀孔、学者相互往来、输入与翻刻儒经、开展以儒学为指导的社会性教化活动等途径，学习与利用儒学，使越南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礼仪法度、民间风俗习惯，多仿效中国而溯源于儒家思想，并使儒学长期成为越南的统治思想。近代越南封建制度解体，儒学走向衰落。儒学在越南传播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传人、发展、兴盛、衰落4个时期。

　　传入时期 约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至1009年，即由儒学传人经吴朝、丁朝至黎朝，为儒学在越南的早期传人时期。

　　中越自古关系密切。秦以前中越关系史载不详。秦始皇始平定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中部和广西西南部一部分地方)。秦末汉初，秦派往南海郡的郡尉赵佗建南越国。越南古史把南越国列入王统，推尊赵陀为开国之君。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积极传播汉文化，遂使儒家的仁义思想及诗、书之类儒家经典于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传人越南。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以其地为9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在今越南境内。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亦随之传入越南。之后越南历中国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而至五代，为中国郡县千年以上，儒学因出任越南的郡守、刺史之倡导，文人学者之宣扬，民间交往之浸渐，逐渐深入，并对越南古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汉时中国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当时越南远较中国落后。汉派往越南的地方官均在越南实施儒学教育，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移风易俗整顿社会秩序。公元1年西汉派往交趾的太守锡光，建立学校，以礼义教育越人。公元29年，儒学造诣颇深的任延任九真太守，亦在越南“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使越人得以“粗通礼化”。史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他们对儒学初传越南做出了贡献。三国时的士燮，精通儒学，治理交趾40年，他与刘熙、薛综、程秉等数以百计避乱交趾的汉之名儒，共同在越南“教以诗书，熏陶美俗”。他们“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受到越人称赞。士燮大力传播儒学，使交趾成为“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被称为“南交学祖”，尊为“士王”，先入越南帝王庙，后又人孔庙。

　　两汉、三国时期，不少中原士人南下交趾，越南士人亦有北至中原者，且有人学了儒学被举为茂才孝廉而在中州为官。此南来北往的中越士人亦不断将儒学传至越南。

　　晋时中国继续向越南派出地方官，越人亦仍参加贡举并人中国内地为官。儒学便在原有基础上继续传人越南。只是自东汉末年佛、道亦传人越南，越人学习儒学多为仕途阶梯，只有仕宦之家比较重视。而佛教作为一种信仰较儒学更易为一般人接受，故儒学此时并不盛行。

　　隋、唐时代，中国复行统一。且唐代承平日久，国势盛过秦、汉。唐在交州设都护府，治理安南形同内地。地方官为政更加注意兴办教育，振兴儒学，以儒术易其俗。时安南人游学中原者亦络绎不绝，且在唐与内地士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开元年间九真姜公辅便登进士第，官至翰林学士。中原名士杜审言、沈俭期、刘禹锡、韩偓等也曾流寓越南。中越学者相唱和，进一步推动儒学在越南的发展。此时儒学在越南已有一定地位。越南诗人阮公简讲，社会上“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尊孔氏书”。只是儒学尚未像佛教那样广泛传播，更未取得统治地位。

　　939年，越人吴权宣布独立，建立吴朝(939～965)，其后继以丁朝(968～980)、黎朝(980～1009)，皆因享国甚短，且戎马倥偬，未遑文教，儒学传播无大进展。但自秦以来，历千余年，因统治者提倡、中越相互移民和士人交往、输入儒家经典、实施儒学教育，儒学还是逐渐传人了越南。儒学作为一种先进思想，加速了越南的封建化过程，促进了越南社会发展，受到越人欢迎。

　　发展时期 1010～1427年，即由李朝、陈朝、胡朝至后黎之前的400余年，为儒学在越南的发展时期。

　　1010年，李公蕴建立李朝。李氏平定内乱，政权日趋稳固。健全封建制度，使越南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鉴于盛极一时的佛教及道教均不能解决李朝发展封建制度、对付内乱外患、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宁等问题，而治国安邦之策却蕴藏于儒家思想之中，故李朝一改过去儒佛道并用而尤重佛教的做法，不断提高儒学的地位，采取了兴办儒学教育、以儒学为内容科举取士、修文庙祀孔、输入与翻刻儒家经典等措施，传播与发展儒学。1070年首都升龙(今河内)修文庙以祀孔为越南修文庙祀孔之滥觞，亦为儒学在越南儒教化、孔子偶像化之嚆矢。1075年李朝开科取士成为越南以儒学为准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开始。儒学与仕途结合，地位大为提高，传播更加迅速。1076年设国子监，以儒学培育人才，出现了按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新的知识阶层，即儒士阶层。不断输入儒家经典，为学习儒学创造了条件。这标志着李朝时儒学在越南已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李朝儒学教育仅为初步发展，科举制度刚刚实行，儒士人数还比较少，儒学方兴未艾尚未位居正统。

　　1225年建立的陈朝，各种制度基本沿袭李朝。但鉴于李末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感到以儒家等级尊卑思想整顿社会秩序的必要。为此，陈朝采取多种措施，在李朝基础上把儒学发展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陈朝受中国教育制度影响，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的一整套儒学教育制度，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各级学校从教育的目的与内容、学生的考核与使用到师资的选拔与晋升，均体现了崇儒的特征。以儒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断壮大儒士阶层队伍，他们从政后不仅推行儒家的主张，而且还兴办儒学教育，从而使儒学较前传播更加深入广泛。逐渐形成自最高统治者至文武百官和庶民百姓尽皆学习儒学、趋向儒学的局面，并涌现出张汉超、杜子平和被称为“越儒宗”的朱安等著名儒学家。越南由此而“俗尚礼义，有中国之风”，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

　　陈朝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科学制度，至陈末科举之法已与中国大略相同。科举以功名利禄诱使士子埋头儒经，从而推动了儒学的传播。陈朝祀孔较李朝亦有发展。陈自艺宗开始以能排异端、传道统之越儒从祀文庙。1370年，国子监司业朱安卒，赠文贞公，首赐从祀文庙，为越儒从祀文庙之始。次年艺宗又赐赠少傅张汉超从祀文庙。之后少保杜子平亦得从祀。越儒的从祀标志越人已有自己高水平的儒学大师，儒学在越南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并已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陈朝中越学者频繁交往，不少中国士人流寓越南，此亦促进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儒学在陈朝的长足发展，与原已盛行的佛教展开激烈斗争。大儒学家朱安、黎文休、黎括，尤其是张汉超等，均对佛教进行了尖锐批判，要求士大夫罢黜异端，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儒佛之争，儒学渐占优势，得到大力提倡，形成取佛教而代之的趋势。儒士阶层人数增多，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亦渐次取代佛教僧侣的势力。儒学在越南经历了10多个世纪的发展，至陈朝已日趋兴盛。

　　1400～1407年的胡朝，虽享国极短，但因积极提倡儒学，重新厘定科举之法，胡季犛本人又以本国文字“字喃”(以形声、会意、假借等方法利用汉字构成的方块字)翻译儒家经典，使儒学在越南的普及和儒学的越南化又向前迈进一步。儒学自李朝至胡朝的400余年间，在健全和发展越南封建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使之地位大为提高，为其后儒学在后黎和阮朝的位居正统奠定了基础。

　　兴盛时期 1428～1884年，即由后黎至阮朝中期的400余年间，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1428年黎利建后黎朝(1428～1789)。为图自强，后黎模仿中国提倡儒家思想。后黎历代统治者均崇儒重道独尊儒学。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乃至规范民风民俗，均按儒家主张办事。儒学在越南遂步入全盛时期。后黎大力推崇儒学表现在：发展儒学教育，使儒学教育较前有重大进展；增加儒士人数，提高儒士地位，儒士在政界和文化教育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施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旨的社会性教化活动，向民间普及儒家伦理；健全与发展科举制度，选拔精通儒学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大量输入与翻刻儒家经典；开展儒学研究，使后黎名儒辈出，经学繁荣，涌现出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黎贵悖等儒学大师和《易经层说》《春秋略论》等儒学名著及《大越史记全书》等贯穿儒家思想的史学名著；进一步提高孔子地位，尊孔子为“万世帝王之师”，以王者尊孔子；京都及地方普建文庙，祀孔礼仪更加完备，规格更加提高；礼遇流寓越南的中国儒学家并递年差使臣及文学之士赴华学习儒学。儒学由此得以广泛传播。后黎统治者以儒学作为全国君民的指导思想，儒学成为建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的理论依据。孔子被神化，儒家的说教成为规范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清规戒律。儒教在后黎实际上被推崇为国教，儒学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1802年，阮福映建立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阮朝鉴于黎末南阮北郑的长期分裂割据和以西山起义为顶峰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建国后政治上更加着意整顿封建秩序，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增加经济实力。阮朝发展封建政治、经济的要求。使主张大一统和等级尊卑并一贯重农的儒家思想继续受到尊崇。阮朝初期和中期仍然崇儒重道独尊儒学，处儒学于正统。且阮朝开国便要求与中国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这使越南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进一步受到中国影响。阮朝采取多种措施推崇儒学。教育方面，阮朝自王室贵胄到平民百姓，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各级各类学校，均实施儒学教育。为使全社会均处于儒家思想控制之下，阮朝还通过儒学为内容的社会性教化活动，以儒家的纲常伦理整饬社会秩序。阮朝历代均以儒学科举取士，由此而使官、民子弟竞相争读儒家经典。越南此时不仅继续向中国学习儒学，而且大力开展自己的儒学研究。黎光定、潘清简等均写过不少经论文章。以史学或文学著作来赞颂孔孟之道者则为数更多。民俗文学中亦有不少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故事书。阮朝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祀孔较前更加隆重。最高统治者率先向孔子顶礼膜拜，孔子地位更加提高。儒学在越南影响进一步扩大，儒家思想在阮朝继续支配着越南思想界。

　　衰落时期 阮朝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儒学在越南走向衰落。

　　儒学在越南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在越南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状况与中国颇为相近的越南社会的需要，对维护与发展越南的封建制度起了巨大作用，因而不断发展直至位居正统。但自黎末阮初，内忧外患和长期战乱使越南封建制度出现危机，儒学的正统地位亦发生动摇。1884年法国侵略者逼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越南社会的殖民地化而丧失了它作为统治思想的社会基础，从而失去它原有的统治地位而日趋衰落。法国侵略者为消灭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文化，极力压制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他们以拉丁化文字代替汉字和喃文，使学习与研究儒学出现文字障碍；废科举，儒学不再是士子的进身之阶，使儒学教育地位一落千丈；祭孔礼废，使文庙徒存。而此时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58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清政府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这一外部原因也促成了儒学在越南的衰落。

　　儒学在越南丧失了独尊地位。但它在越南传播两千余年所形成的强大社会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儒学作为传统思想其影响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南南北长期分裂。南方政权为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虽又提倡尊孔读经，学校重开儒学课程，重建儒学研究机构，创办儒学研究刊物，修建孔庙祭祀孔子，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儒学与孔子的社会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儒学统治地位的丧失已无可挽回。北方则因连年兵燹，儒学研究亦无大进展。但自1989年以后，越南学术界对儒学的研究始渐趋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