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朝鲜有广泛的传播和悠久的发展历史。朝鲜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道德、法律及至风俗习惯、社会风貌等方面无不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随着中朝两国社会和两国关系及儒学本身的发展，朝鲜通过兴办尊孔读经的儒学教育、开展倡导儒学的社会性教化活动、派遣来华留学生、建孔庙、实行以儒学为准的科举取士、输入与翻刻儒家经典、与中国官方及民间的交往和相互移民、压制“异端”处儒学于一尊等措施，传播与发展儒学，使儒学成为朝鲜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对朝鲜民族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儒学在朝鲜2000余年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传人、发展、鼎盛、衰落4个时期。

　　传入时期 约公元前3世纪～675年，即由儒学传入朝鲜，经朝鲜三国时期，到新罗统一朝鲜，为儒学在朝鲜的早期传人时期。

　　中朝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古来官方及民间交往密切。在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作用下，两国很早便有商贾往来和相互移民。汉武帝时曾在朝鲜设置郡县，汉人官吏、商贾及其他移民往来者更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吏民往来必然把儒学传入朝鲜。因此，儒学始传朝鲜可能在汉或更早的时间，只是确切的时间和经过无文字记载难于稽考。自公元前108年至西晋末年，中国在朝鲜设立郡县400余年，郡县官府均以儒学为指导治理地方。公元前1世纪中叶，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起，儒学在朝鲜已逐渐传播开来。

　　三国并立时的朝鲜已进入阶级社会，阶级剥削和压迫导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儒学反对“犯上作乱”，主张以礼建立尊尊、亲亲的等级社会秩序，对维护阶级统治十分有利，三国均采取措施、设置机构加以提倡。兴办儒学教育和派遣来华留学生是其引进和传播儒学的主要途径。

　　高句丽在三国之中距中国最近，与中国接触最早，儒学传人亦最早。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始立太学，以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城镇亦建立被称为“扃堂”的大屋，招收民间未婚青少年学习五经(见六经)和历史。儒家经典和中国史书至4世纪后半期已成高句丽普遍的读物，儒家思想于社会上亦产生一定影响。唐时高句丽还常派使节来华，且于640年开始派出留学生直接到中国学习儒学。

　　公元285年以前儒学传人百济。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载285年百济儒学者王仁携《论语》《千字文》东渡日本，为儒经在朝鲜的最早文字记载。之后儒经不断传人百济。4世纪时，百济亦兴办儒学教育。384年始立太学，传授儒家经典。640年亦派遣留学生来唐。百济使者亦常到长安。百济还请中国学者前去讲学。这都使儒学不断传入百济。7世纪中叶，儒学在百济已产生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国王义慈事亲以孝，与兄弟以友，被称为“海东曾子”。285年百济还派儒学者王仁将儒经东传日本，使日本由此开始接触儒家思想。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南端，三国之中发展较迟，通使中国较晚。640年亦派留学生来华。其遣唐使者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留学生和使者均将儒学不断传回本国。为研习儒学新罗亦兴办儒学教育。为便于传播儒学，7世纪末儒学家薛聪用汉字的音或意标记新罗语言，以朝鲜语解读儒经，创造“吏读法”，使朝鲜对儒学的学习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儒学的传播使新罗名儒辈出，薛聪、强首、金大问可谓代表。儒学，尤其儒家伦理思想逐渐影响新罗社会。新罗之花郎徒便以儒家的忠、孝、信等德目进行训戒，民间亦多有以儒家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者。这对推进朝鲜文化教育发展和道德文明建设均起到积极作用。

　　发展时期 儒学在朝鲜早期传播的基础上，于675～1392年，即由统一的新罗时期，经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的建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7～9世纪，唐朝统一中国。675年，新罗统一朝鲜。统一后的新罗与唐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官方及民间频繁往来并相互移民，新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先进的中国文化。对唐文化的仰慕和统一后封建经济的发展、专制统治的加强，加剧了封建化。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做武器。儒家的天道观、大一统主张和纲常伦理观念对统一后但仍动荡不安的新罗非常适用，统治者便大力发展和吸取儒家思想，不仅继续兴办儒学教育、向中国派遣留学生，还开始实行以儒学为准的科举取士并建孔庙以祀孔。

　　682年，新罗仿唐于首都设立国学，向学生传授《论语》《孝经》《毛诗》《礼记》《书》《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几代国王亲临国学听讲。地方亦设学以儒学教育民间子弟。史载新罗人人“知书喜学”，号称“君子之国”。新罗还以表彰孝子顺孙等办法扩大儒学的社会影响。新罗与唐学者、使者频繁交往。仅840年自唐回国的留学生即达105人。金云卿、崔致远、崔匡裕、崔彦撝等新罗留学生还在唐科考登第。他们学成回国均曾对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做出过贡献。新罗使者来唐均诣国学观释莫、讲论。唐遣使新罗亦挑选精通儒学者，以使到彼阐扬儒家经典。为以儒学为指导解决面临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新罗于元圣王四年(788)仿唐科举制度实行以儒学为准选拔人才的“读书三品出身法”，考试内容皆为儒家经典，合格者分三等授官。此为朝鲜实行科举之滥觞。科举取士使儒学与仕途结合，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朝鲜的发展。随着儒学的传播和地位的提高，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地位亦不断提高。717年太学开始供奉孔子，由此孔子在朝鲜开始被神化，儒学亦开始儒教化，此使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又前进了一步。

　　918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高丽历代国王皆崇信佛教。但鉴于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后三国的分裂混乱局面，为维护统一、加强王权及巩固封建土地制度，王氏高丽以佛教为“安身立命”之教，以儒学为“齐家治国”之学。佛教讲来世，儒学重今生，儒佛两家互为表里，相互配合，构成高丽朝的统治之术。统治者一面崇信佛教，一面亦通过兴办儒学教育、派人留学、实行科举、输入与翻刻儒学著述等途径倡导儒学，使儒学又进一步得到发展。

　　高丽为“兴周孔之风”，大办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皆以传授儒学为内容。其官学，由办学目的、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教材选定到师资的选拔与晋升皆以尚儒为特征。中央办学以儒学培养贵族子弟以备将来将相之举，学生从政后便以儒术治理国家。地方上不仅诸州立学，闾阎陋巷间亦经馆书舍三两相望，民间未婚子弟于此从师受经，甚至卒伍童稚亦从乡先生学。10世纪末，名儒崔冲又首创私学传授儒经，被誉“海东孔子”。之后其他名儒亦聚徒讲学。私学的兴起亦推动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之盛涌现出郑沆、郭舆、崔冲、金富轼、金宽毅等一代名儒。1289年安垧自元大都携回《四书集注》和《朱子全书》，朱子学开始传入朝鲜。随之理学教育勃兴。理学教育家郑梦周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理学迅速发展，为之后成为李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高丽亦曾多次派人来华留学。且有人在华科考及第为官。中国亦有儒学者到高丽做官，并受到重用。中朝人才的交流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促进了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

　　958年，高丽接受后周人建议实行科举取士，科举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儒学带来的功名利禄把成千上万学子卷入学习儒经的热潮，儒学得以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儒学传播日益广泛，对儒经需求不断扩大，高丽大量输入与翻刻儒家经典。儒经传人高丽，有中国皇帝赐予的，有中国商人贩卖去的，有高丽留学生和使者携回的，有中国学者带去的。高丽输入儒经之多，使某些在华已经散佚的经书却能见于高丽。高丽自己亦用木版与铜活字印刷，甚至手抄。儒家典籍的大量增加，使更多的人接触到儒学，为儒学日益广泛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儒学地位的提高使孔子更加受到尊崇。992年，高丽在首都开城的国子监里建造文庙，尊孔子为文宣王，加谥“玄圣”“至圣”“大成”。民间亦开始祀孔。1021年，高丽显宗为提高儒学地位开始表彰本国先儒，赠崔致远为“文昌侯”、薛聪为“弘儒侯”，从祀文庙。此为东儒配享文庙之嚆矢。

　　儒学在高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尤以对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最为深刻。高丽学者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解释本国的统治秩序，于实践上要求人们以三纲五常为做人之根本。当权者表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对不孝不悌者则严惩不贷。

　　儒学于新罗、高丽两朝得到广泛传播与长足发展，为之后在李朝跃居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但这两个朝代均既尊儒又崇佛，且在思想领域里外来的儒学与早已盛行的佛教及固有的信奉各种土俗神的宗教广泛混合，这使儒学地位虽不断提高，但在社会思想领域里佛教仍占主导地位。高丽末年理学虽“攘斥禅佛之学”，却未能取佛学地位而代之。高丽朝被称为“佛教王朝”。

　　鼎盛时期 自1392年李氏王朝建立，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1392年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高丽末年外有女真、海寇之侵，内有朝臣派别之争，朝野上下一片混乱。李氏开国，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深感佛教之腐败与无能，而儒学以忠孝为本，反对犯上作乱。提倡大义名分，推崇三纲五常，反对分裂割据，主张一统天下，可以指导李朝解决面临的问题，因而李朝统治者一改高丽崇佛尊儒为崇儒抑佛、独尊儒术。由此佛教地位一落千丈而儒学一跃而居正统。之后，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在封建国家的庇护下传播更广泛，发展更迅速，统治李朝思想界长达500年。其间孔子被尊为素王，儒教无异于国教，儒学广为普及，权威性空前提高，李氏王朝被称为“儒教王朝”。李朝儒学空前兴隆，其儒学教育更加发达，学制更为完备，教育更为普及。除中央设学外，府牧郡县无不设立地方乡校；官学之外还有众多书堂；使自贵族至平民之子弟皆能受到儒学教育。即使不能进入学校的人，李朝亦以封建伦理和礼仪进行教育。这使儒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风气发生极大变化。士人但知诵习孔子，当权者议政言必称孔孟，民间谈论伦理道德必以四书、五经为依据，并涌现出权近、李珥和被称为“海东朱子”的李退溪等儒学家。

　　李朝实行科举，儒经是文、武两科考试的共同科目。这使李朝文武两班官僚皆来自儒生，儒学社会地位更加巩固，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学派。为便于学习儒学，李朝继续大量输入和翻刻儒经，数量较前更多，质量也更高，不仅满足本国使用还远销国外。李朝继续祀孔，所建文庙更加宏伟壮观，祭礼更加隆重，朝野祀孔之风更盛。除汉城建文庙外，地方亦广建文庙，学校自国学以至庠序亦皆建有文庙。朝儒配享者增至18人。李朝以儒教立国，最高统治者率先对孔子顶礼膜拜。孔子更加被神化，儒学亦进一步宗教化。儒家的朱子学支配李朝，500年问很少有人敢持他论，否则就要受到排挤、惩罚，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衰落时期 1910年至今，儒学步入其在朝鲜2000多年传播与发展的衰落时期。

　　儒学发展到李朝中期达到顶点。17世纪以来，封建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紊乱，商业资本逐渐活跃，人民的反抗斗争加剧，再加西学传人，使儒学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地位发生动摇。17世纪初产生的实学对朱子学的空谈性理及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实学家柳馨远、李瀷、朴趾源、丁若镛等人提倡“经世济民”，反对漠视民生。实学的非儒思想冲击了儒学，但未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亦未能在群众中传播。

　　19世纪，朝鲜内部封建制度矛盾全面爆发，外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不断入侵，封建统治出现严重危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李朝灭亡。日本侵略者为扼杀朝鲜的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而压制儒学的发展。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伴随封建制度的解体而丧失了统治地位。旧时宣讲儒学的成均馆、书院被新式学校代替。1893年，科举被废除，文庙及启圣祠亦久辍祭祀。之后日本侵略者虽曾企图借助孔子亡灵奴化朝鲜人民，但儒学的统治地位还是一去不复返了。

　　1945年朝鲜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光复后的朝鲜，北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南部朝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失去其位居正统的政治经济基础。虽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仍对儒学进行研究，但均是作为学术研究而非“治术”研究。尽管如此，儒学因已流传2000多年，形成的习惯势力至今在上述两国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尤其对文化教育、社会伦理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