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王夫之著。30卷，另“叙论”1卷，共912论。为作者晚年以《资治通鉴》史实为背景写的一本史论著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文化、民族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其政治、哲学思想及历史观。

　　在政治方面，阐述了“公天下”的思想，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君主应该“循天下之公”。所谓“天下之公”就是“古今之通义”，即夷夏之防。“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它不仅高于“一人之正义”，而且高于“一时之大义”，是“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公者重，私者轻，绝不能“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卷十四）。他继承和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反复强调“长民者，固以保民为道者也”。并认为在战乱频仍、杀人盈野的乱世，“苟有知贵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复以君臣之义责之，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护老百姓，谁就可以当皇帝。

　　在历史观方面，肯定历史是进化的。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与禽兽差别不大，以后随着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孔子垂训之后”，老百姓与尧、舜以前那种“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情况相比，进步甚多。因此他批评历史退化论是“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他用理势合一的理论，说明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郡县制取代封建（封分）制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理势：“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但是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公），又往往是通过个别人的带有私心的行为（如秦始皇称帝）这种偶然性来实现的：“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历史的规律是客观的，不可违背的，但人只要能“受命”，即认识和把握规律，又可以“造命”，即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天争权”。

　　在治史的作用方面，肯定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书名取得好，因为“曰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说明治史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为此，既要“推本得失之原”，从历史中找出“合于圣治之本”的一些基本原则；又要“因其时而酌其宜”灵活运用，“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

　　本书是王夫之著作在近现代刊行最多的一种，版本达15种以上。最初由贺长龄等人于清道光年间以“听雨轩”名义刊刻。同治四年（1865）曾刻本、1933年太平洋本《船山遗书》均载。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并分别以繁体字和简体字出版单行本。岳麓书社1988年新版《船山全书》编入第10册，并据抄本校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