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刘知幾著。共20卷，52篇，今存49篇。内篇10卷，36篇，其中《体统》《纰缪》《张驰》仅存篇目。外篇10卷，13篇。作者虽是史官，但由于官修之弊，道不行，志难遂，故私撰《史通》，于中宗景龙四年（710）成。是书以编年和纪传为唐以前“正史”的二体，认为其源远流长，特点各异，不可偏废。对纪传体的体例做了详细分析，并论及史书编写的技术。书中提出历史发展的观点，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卷八），反对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的守株之说。历史学家应该懂得古今变异，势使之然的道理，以知人论世而治史。反对神话、图谶、寓言、方术家之奇事和神怪故事等人史，认为天人感应说自相矛盾，诡妄迂阔。历史非是由命而是由人决定的，“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卷十六）。“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表现了一种怀疑和批判精神。其《疑古》《惑经》篇据杂史、出土材料等对《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中的一些史实提出质疑。以为尧禅位于舜不可信，舜放尧于平阳是事实。“观近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卷十三）舜禅位于禹亦不可信。商之代夏以及周之代商都是以臣欺君，“汤之饰让，伪迹甚多”（同上），“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同上）？太伯让位是为了免祸，非有至德。周公诛放管、蔡是由于揽权招疑，非是为了王室安危。《春秋》等经籍为贤者讳，为本国讳，是爱憎由已，厚诬来世。《直书》《曲笔》篇力倡根据历史事实不加隐讳地撰写历史，反对为迎合权势者的需要而纂改史实。其理论基础是儒家所倡导的正直人格。正直乃君子之德。以君子之德修史，才能做到实录直书。此理昭显，为之却难。实录直书不仅会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的秽迹遗臭万年，也会暴露明君功臣的过失，很容易冒犯权贵，危及个人的身家性命。这也恰是曲笔成风的重要原因。作者高度赞扬董狐、司马迁等古代良史，提倡“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卷七），不畏强御，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此书系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其中的不少观点至今仍为不刊之论。有明代张之象刻本等，注本以清代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