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之一，汉儒记述古礼、阐发礼义的文集。又名《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初由西汉戴圣所编。

　　汉初，置《诗》《书》《礼》《周易》《春秋》五经博士，其中《礼》为《士礼》，即《仪礼》之前身。经师传授礼经时，又传习某些讲解经义的参考性文字，称为《记》，但各自所辑的数量及内容不尽相同，文字为数繁多。《隋书·经籍志》称，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85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46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又增入《月令》《明堂位》及《乐记》3篇，合为49篇。此说颇有影响。但大小戴《记》均今古文混杂，而二戴为今文经派，有自乱家法之嫌，且二戴之书，有全篇彼此重复者（如《哀公问》《投壶》等），有段落互见者（如《曾子大孝》与《祭义》，《诸侯衅庙》与《杂记》，《朝事》与《聘义》等），其文字也多歧异，故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近人洪业等多疑《隋书·经籍志》之说。认为汉初流传的诸多礼经之《记》的辑本，历经汰筛，到东汉仅剩较权威的两种：一为85篇本，一为49篇本，汉人乃托西汉礼经大师戴德、戴圣之名。以篇幅多者为《大戴记》，少者为《小戴记》。东汉以前，并无《大戴记》《小戴记》之名。二戴之书，均非戴德、戴圣当年所传之《礼》，也非各自所辑之《记》的原貌，彼此无相承关系。

　　东汉后期，《小戴礼记》因郑玄为之作注而地位陡增，由此摆脱了对《士礼》的附属地位而独立成书，以《礼记》之名行于世，且与《周礼》《仪礼》并称为“三礼”，《大戴礼记》则从此而衰。《礼记》在唐初取得经的地位，成为士人必读之书。唐以九经取士，立《礼记》为大经，而《周礼》《仪礼》因经义古奥，文字晦涩难解，日遭冷落，渐不复行于世。宋代将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与郑注合为一书，称为《礼记注疏》，通行于世。元延祐中，行科举法，规定《礼记》用郑玄注。明永乐中，废郑注，改用陈澔的《礼记集说》。

　　《礼记》各篇，作者不一，学派多异，所记甚广，刘向《别录》（《礼记》郑注引）分其为通论、制度、明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等8类。近人梁启超则分之为5类。①通论礼仪或学术者：《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②解释《仪礼》17篇之义者：《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③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者：《孔子闲居》《仲尼燕居》《檀弓》《曾子问》；④记述或考证古代制度礼俗者：《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文王世子》《内则》《少仪》；⑤古代格言之类：《曲礼》《少仪》《儒行》等篇之部分段落。

　　《礼记》一书，被古代学者看做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的典籍，或据以考见名物制度，或推求先王制作之意，或藉以阐发性理之学，对于研究古代礼制和思想史、社会史、风俗史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曲礼》　《礼记》篇名。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的《三礼目录》：“名曰《曲礼》者，以其记五礼之事：祭祀之说，吉礼也；丧荒去国之说，凶礼也；致贡朝会之说，宾礼也；兵车旌鸿之说，军礼也；事长、敬老、执挚、纳女之说，嘉礼也；此于《别录》属制度。”但查核此篇内容，所记极广，并非专为说解五礼而作，郑说不确。西汉于《礼》有《经礼》《曲礼》之别。《经礼》指《仪礼》，所述婚冠、丧祭、燕射、朝聘等，为礼之大纲。《曲礼》所记为礼之细目，如事亲、尊长、起居、饮食、容貌、辞气，以及宗庙、宫室、器物、车旗、服饰之类，均为琐碎仪节。

　　《曲礼》旧篇早已亡佚，今《礼记》所见者，为汉儒集其残存片段，并杂以他《记》之文而成，因而文句零散，不成系统，且有杂见于《大戴礼记》《韩诗外传》《新书》《列女传》等书者。因篇幅过长，自郑玄为之作《注》起，即分为上、下两篇。全篇所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君子修身格言，如“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等，语句精练，富于哲理，至今犹为人称引。其中有些炼语，则被后儒发挥至极致，如篇首“毋不敬”一语，被称为是“三代之教之旨”，“行礼之本”。这部分内容，在儒家礼治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二类，属“幼仪”，如为人子之礼，弟子从先生之礼，侍坐于君子、长者之礼等，详及于言语、进退、应对、饮食、洒扫之法，含有循礼之末而渐及于其本之意，当是贵族子弟初入学时必修的行为规范。第三类，为贵族在朝廷、宗庙等场所活动时仪节，如朝觐之位、致贡之法、配偶称谓、执挚等差、营室之式等，当是对《仪礼》某些篇章的解释或补充，对于考见古代礼制、风俗，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彭林）

　　《檀弓》　《礼记》篇名。为西汉儒者辑合孔门后学的纪闻，间采逸礼经记之文而成，因以泛论礼义者为主，故刘向作《别录》将它列入“通论”类。本篇的得名，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是檀弓善于解说贵族礼制，所以以其姓名为篇名，以示尊显。檀弓为春秋鲁国人，约与孔子、子游同时，生平事迹不详。本篇内容，并非专记檀弓，也非因为他擅长于礼事，而是因篇首有其名，故取以为篇名。郑玄作《礼记注》时，嫌此篇简册繁重，分为上、下两篇，沿习至今。

　　本篇所记，以贵族丧礼为主，兼记先秦史事与孔门师弟问答。所记丧制涉及到殡、祥、吊、哭、叩、拜、奠、葬等种种仪节，以及丧服等级、规格等，可以补《仪礼·士丧礼》之缺。天子、诸侯的丧礼也略有涉及。篇中多有借周代故事阐发丧礼之义，强调儒家治丧重哀重敬的思想。本篇义理特精，文辞简约而隽永，风格独特，与《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相仿，因而为后世学者称道。如记孔子过泰山侧，讥刺苛政猛于虎；以黔敖守死不受嗟来之食，喻高士之气节；寓意深刻，传颂千古。篇中还杂有格言，如“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等，反映了儒家积极的人生态度。本篇内容广泛，又不成于一人之手，因此所记礼事，时有前后抵牾之处，所记史事，也往往与他书不合。如“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周”，认为太公开始的五代齐公死后，都将尸体运至两千里外的周去埋葬，以示不忘其祖。此说既悖于情理又谬于史实。又如记四代葬具：“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也不合古制，纯为整齐礼制而生的附会之说。此外如曾子浴于爨室章、季武子成寝章、孔子少孤章等，都是传闻失实之言，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彭　林）

　　《王制》（《礼记》）　《礼记》篇名。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此篇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故名《王制》。刘向作《别录》将它列入“制度”类。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文帝曾命博士诸生杂采六经古制，作《王制》，意在损益虞夏商周四代，以定一王之法。东汉卢植认为，诸生所作即是本篇。篇中历述王者班爵制禄、设官分职、封侯建国、朝聘巡狩、教化刑禁、述职考绩、征税贡物、丧祭国用、取士养老等制度，是一篇比较完整的施政大纲，可以考见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儒家的治国思想。作者的本意是要把它作为一种能传之万世的立国纪纲，而篇中所采，不纯为一代之制，也不专为一家之言，如爵禄之制取于《孟子》，巡狩之制取于《尚书·虞书》，诸侯朝聘之节取于《左传》，司徒、司马、司空的分职则取于《公羊传》，今古文混杂，因此不能不有所斟酌损益，使之井然划一。由于篇中所记与古文经的《周礼》屡有不合，所以今文学家据此诋毁古文经学。篇中有“有正听之”之语，“正”为汉代官名；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语，当是周亡之后所言，因此，关于它的制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本篇已非初作时原貌，有后儒释经的文字窜入，可能郑玄为它作注时就已经如此。

　　（彭　林）

　　《月令》　《礼记》篇名。因篇中记阴阳家九宫之说，故刘向作《别录》将它列入“明堂阴阳记”类。汉儒贾逵、马融等认为本篇出自周公之手。郑玄认为是汉代好事抄合的礼家，采辑《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首章而成。月令意为当月所行之令。上古先民根据月份的推移和气候、物候的变化来安排农事和生活，成为最早的“月令”，后人又将阴阳五行、八卦等观念掺入“月令”，使之更为精致，并作为王者依天时施政的纲领。汉代所能见到的“月令”类著作，除本篇外，还有《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逸周书》的《周月》《时训》，《大戴礼记》的《夏小正》《天圆》《盛德》，《春秋繁露》的《阴阳五行》，《淮南子》的《天文》《时则》等，以及《明堂月令》《王居明堂礼》《今月令》等，特点不尽相同。

　　本篇文字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文字大同小异，篇中有太尉等秦代官名，又以十月为岁首，服饰车旗等随五行之色而变换，当是秦代的“月令。”它依照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的理论，安排四时十二月的政令，列中央土于季夏六月之后，孟秋七月之前，使四时各占三月。王者居明堂之位，承天时以治民。凡顺天时而行事为顺令，反之为逆令。原书所记每月政令，有顺令与逆令两类，以及顺令之嘉祥与逆令之祸咎。今本已仅剩逆令一类。它是战国末年的阴阳家为天子设计的、万世不变的宇宙图式。天子不仅要严格地按月行令，而且自己的起居、饮食、服御等，都必须与之相应，充满阴阳五行的气息。但是它又完整地记载了一年的天象、物候的变化，以及生产、生活乃至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对于研究哲学史、科学史、社会史，具有很高的价值。篇中还屡屡出现“布德行惠”，“赐贫穷，振乏绝”，“聘名士，礼贤者”的政令，以及劝民农桑的措施，显露出儒家思想的色彩。篇中的祭天祈谷等天子之礼，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仿效。

　　《礼运》　《礼记》篇名。因通篇论述礼义的本原和礼制的演变，故刘向作《别录》将其列入“通论”类。“运”字有运动、演变、旋转之义。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本篇的得名，是由于篇中“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旋转之道”。“礼运”意即礼的运转。

　　内容　本篇内容，依其顺序可约略分为四节。第一节，由孔子哀叹周鲁的失礼起首，伤今思古，遂论及五帝三王的优劣，以彰明三代俊英之事。将往古历史划分为“大同”与“小康”两个有本质区别的阶段，并加详细描述，这是本篇的精华部分。第二节，论述礼的紧要。认为礼本于天，法于地，列于鬼神，充塞于宇宙，贯穿于人类社会的丧葬、祭祀、射御、冠婚、朝聘等各个方面，得之者生，失之者死。第三节，论述礼的起源，以及祭祀仪节、礼品由陋朴到隆盛的过程。第四节，论中古祭祀之事及死丧之礼，并杂论礼义和礼的因革。全篇论礼大义，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五行鬼神为枢机，以正君之身为标准，以治理社会为目的，以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为典范。

　　历史观　本篇中交织着两种历史发展的观念。

　　一种是对礼仪制度的发展观，认为它如同五行四时的更迭、运行，是周而复始的。尧、舜时代称之为“大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时期。当时大道行于世，天下人皆知为公。社会由人民推举的贤达共同治理，权力用禅让的方式转让。人们讲究信用，和睦相处，能把自己对亲人、子女的爱心推及于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有所养，人人尽职，致力于公，财富属于全社会而不浪掷。既没有阴谋与邪恶，也没有盗窃和作乱。到夏商周三代，大道既隐，社会由“大同”进入“小康”，人的私有观念普遍产生，社会财富变为私家之物，人们只爱自己的亲人和子女，谋诈和战争也随之发生，胁国乱君之徒时有所见，因此已不能以礼让为国，不得不以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制度来转让国家政权，以平息天下之争。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以礼治乱世，使天下复安，是小康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孔子希望社会能再回到“大同”时代去。这种演绎历史的方法，把上古作为黄金时代，把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看做令人痛心的倒退，这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

　　另一种是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观，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是由原始、野蛮的阶段逐步进化而来的，如上古没有釜、甑，人们只能在烧热的石头上烧黍米、豚肉而食，凿地为尊，掬水而饮。在宫室出现之前，人们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茹毛饮血，羽皮为衣。随着社会的发展，才渐次出现宫室、台榭、丝麻、布帛、陶器等，以及炮、燔、烹、炙等各种炊食之法。这种物质生活的变化是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周而复始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进步史观。

　　影响　《礼运》关于“大同”与“小康”的论述（见大同小康），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私有制社会中的弊端，同时又展示了儒家世界大同的理想蓝图，对于鼓舞人们追求社会进步，有其积极意义。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曾受到“大同”及“天下为公”的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的理想国中，都有大同世界的影子。康有为曾融合《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与西方进化学说，作《礼运注》，以阐发“孔氏之微言真传”为名，提出社会将由“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小康），最后进入到“太平世”（大同）的理论，是受《礼运》影响极深的代表者。

　　（彭　林）

　　《礼器》　《礼记》篇名。篇中多有记陈设器用之处，故刘向作《别录》将其列入“制度”类。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本篇记礼使人成器之义，故名《礼器》。然据《礼记》通例，当是篇首有“礼器”二字，故取之为篇名。本篇极言礼作为修身之器的重要性。认为礼的作用是能消除人的邪僻之心，增加人的质性之美，使盛德充盈于内，犹如松柏之心；用礼处事，则己身正而诸事通达，使盛德能表现于外，犹如竹的青皮，四时不改其色。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关于忠信和义理的关系，被比做“本”和“文”，即内核和外在形式的关系。忠信是存在于君子内心的，而义理则是表现于外的。无本则礼不能立，无文则礼不能行。作者认为，礼以致敬为本，而不在于物品的丰厚或难觅。因此，礼的大法要根据国土的广狭和出产来制定；礼的厚薄要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变化。要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来决定一国的赋税。君王制礼有节，即使是凶欠之年，民众也不会感到恐惧。礼的要点是时（天时）、顺（人伦）、体（社稷、山川、鬼神之体）、义（丧祭或交际所宜用的财物）、称（祭品分配得当）。篇中又详述礼数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要求：庙数、食礼之豆数，饔饩的牢数，筵席的重数等，以多为贵；天子、诸侯的副介数、祭天及社稷的用牲数等，以少为贵；宫室、器皿、棺椁、坟丘等，以大为贵；宗庙之祭所用酒器等，则以小为贵；天子、诸侯的堂、台门等，以高为贵；放酒尊用的底座等，以低为贵；衮冕等以有纹饰为贵；大圭、越席等以素为贵。它们所含的意义各不相同，都是礼的外在表现。

　　本篇自“孔子曰：‘礼不可不省也’”以下，文辞繁复，条理不贯，当是后儒释经之文所窜入者。前儒多认为本篇与《礼运》篇互为表里，《礼运》论道之运，《礼器》论器之用。

　　（彭　林）

　　《郊特牲》　《礼记》篇名。因记郊祭用品及仪节，故刘向作《别录》将其列入“祭祀”类。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本篇记郊天用騂犊之义，故名《郊特牲》。郊是古代祭天之名。特牲指郊祭用的一匹牛。考本篇所论，并非专为郊祭之事，内容旁及于飨食、婚冠等，当本非一篇，因篇首云“郊特牲”，故以为篇名。

　　全篇内容，按顺序可约略分为9节。第一节，论飨礼用牲贵少、贵诚、贵气臭等之义，以及季节、仪式、祭器中的阴阳之义。第二节，记天子失礼及诸侯、大夫僭礼之事，如齐桓公设百燎于庭、赵文子奏《肆夏》、周夷王下堂见诸侯、三桓于私家设公庙等，兼论各种仪式中的规定。第三节，论祭社之礼，地之所以得神的缘由，社主阴气和报本反始之义，兼及春田之事。第四节，论郊天之礼，包括位置、器物、祭牲、祭日、听誓、戒命、祭服等，以及以祖配祀上帝之义。第五节，记蜡祭之礼，天子于岁十二月大蜡祭八神之义，以及所用服饰、仪节等。第六节，论祭品之义，说明豆实、玄酒、明水、衮冕、路车、乐舞等崇尚简朴之深义，兼及礼器数目奇偶的阴阳之义。第七节，论冠礼之义，如“三加弥尊”等，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玄冠和再加、三加之冠。第八节，论婚礼，以婚礼为万世之始，犹如天地合而后万物兴，并阐释纳征、致辞、亲迎等各个仪节之义。等九节，记天子、诸侯宗庙之祭，包括祭品、礼节、称谓之义，兼及有虞氏祭祀注重祭牲的生气、殷人祭祀注重乐声、周人祭祀注重鬯酒的香气的缘由。

　　本篇杂记五礼的大端，揭示其义理之所在，与《礼记·礼器》篇互相发明。因此，前代学者多认为，《郊特牲》为《礼器》的下篇。或以为《礼运》《礼器》《郊特牲》等三篇本为一篇。本篇章节零乱、错杂，当有文学训诂之简牍窜入说解义理的简牍中。全篇思想也不纯一，或据忠孝仁义为说，或据阴阳之义为说，断非出于一人之手。

　　（彭　林）

　　《大传》　《礼记》篇名。因统论祭法、丧服、宗法之事，故刘向作《别录》将其列入“通论”类。本篇的得名，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篇中记祖宗人亲之大义；元儒吴澄则认为，此篇为引《仪礼·丧服传》之文而推广之，但不释《丧服》原文，仅做泛论，犹如《易》之《系辞传》，故名《大传》。

　　本篇所记，依顺序可约略分为6节。第一节，论禘祭之制，认为禘是王专有的祭祀，致祭的对象是始祖所自出之帝，即所谓“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对后世礼学家影响很大。第二节，论敬宗之义。武王克商后，祀祖祭天，追尊亶父、季历、文王为王，是表示不敢以卑临尊。人君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正是要尊其所尊、亲其所亲，建立自己的统系。第三节，论圣人南面听天下之法。认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而以治亲、报功、举贤、使能、存爱等五条准则为先，缺一不可。第四节，论男女有别之义。认为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不能随朝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准则。宗法是为了凝集日益滋衍的同姓族属，为防止异姓男女淫乱，所以要用名字相区别，妇人的尊卑取决于她丈夫的尊卑，在名字上就能体现出来。因此，人名是治人之道中很重要的。第五节，论制丧服之义。认为服制与治人之道相一贯，皆不出尊尊长幼之义。第六节，论宗法。认为“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等解释宗法制的理论，为后世礼学家所重。又提出“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认为尊崇祖先与尊敬宗子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本篇在《礼记》中列于《丧服小记》之后，彼此在文句上颇有相同之处，故有人认为，两篇原本都是《仪礼·丧服》篇的传记。

　　（彭　林）

　　《学记》　《礼记》篇名。篇中记上古学校传道授业等事，故刘向作《别录》将其列入“通论”类。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本篇的得名，是因为通篇“记人学教之义”。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学记》是最早系统记述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理论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把教学的功用，提高到治国安邦的地位来加以强调，认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把教学看做驯化人民的根本。另一方面，认为人要得道，就必须学习，“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强调学习对于人的能动作用。作者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因此必须确立教师的权威，“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提出了“师道尊严”的观点。但同时又提出“教学相长”的观点，认为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通过进修，使自己得到提高。关于教学的目的，是要培养有能力教化人民，改变陋俗，使周围的人心悦诚服，远方的人乐于归附的统治阶级成员。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如：①预先警诫的原则，强调要在人的恶念邪思尚未产生时就进行教育；②因时施教的原则，强调教育人要把握适当的时机；③循序前进的原则，强调教学的阶段性和系统性；④相互观摩的原则，强调通过学生之间的切磋而得到启发；⑤启发式教学的原则，强调要在学生心理有了疑问而无力解决时再予以指导。认为只有在教学中把握这些原则，才能使教学兴盛。本篇十分注重对教学效果的分析，认为教学有方，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反之只能事倍功半。篇中还记述了古代的学校制度和教学内容等。所记学校制度，如“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与《孟子》《礼记》的《王制》《文王世子》篇，以及《大戴礼记·保傅》《尚书大传》《白虎通义》等多有歧异之处，当是汉儒托古而立之制。篇中所记大学九年大成的顺序，也与《礼记》的《由礼》《内则》等篇不尽相同，当是对古制的不同推测，不可据为信史。本篇论述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原则的部分相当精深，因而受到后世学者和教育家的重视，对中国古代教育学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篇中提出的某些教学原则，多与近代教育家的教学原理遥相契合。

　　本篇文义，学者多认为与《大学》互为表里。《大学》论所学之道，推之大，析之密，是为学之本；《学记》论亲师敬业等，为始教之要务，是为学之末，两篇均为发明所学道术而作。

　　（彭　林）

　　《祭义》　《礼记》篇名。通篇论述祭祀重在恭敬之义，故刘向作《别录》将它列入“祭祀”类。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本篇的得名，是因为专记祭祀斋戒荐羞之义。

　　本篇开首总论祭祀的原则：祭祀的次数不能过于频多，多了就会令人厌烦而生不敬之心，但又不能过于稀疏，稀了就会令人懈怠甚至忘却。应该根据天时有节奏地安排，疏密得当。祭祀贵有庄敬之心。要做到这一点，在斋戒之日就要专心回忆死者生前的音容、嗜好、居处等，使自己的情绪进入临境状态；祭祀之日则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要有悽怆、怵惕之心。祭祀的器物要预先准备齐全，心中无杂念，以自己的诚意与神明相交。祭祀的目的是要培养对长辈先祖的敬孝，为此，对长辈活着的时候应该恭恭敬敬地奉养，死了以后要恭恭敬敬地致祭，并且思虑如何终身不做有辱于先人的事。作者将人们祭祀时的心理状态加以归纳和上升，使人伦理道德化，有很强的说服力。其次，由祭祀之义论及礼的功用，若能恭行于礼，人们就会报天思本，祭祖尊上，富庶知礼，除暴恶逆，相让无争，天下则可治。因此，礼乐是一刻也不能离身的，否则人们就不知谅宥、庄敬。再次，又论及孝道，认为孝是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大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奉行孝道就应该一言一行都不违背父母。凡是居处不庄重，事奉君上不忠诚，对官员不尊重，作战不勇敢，交友不守信用，都是不孝的表现。最后论“尚齿”之义，认为尊重年齿已高的长者，是虞、夏、商、周之先王所崇尚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其重要性仅次于侍奉自己的亲人。如果将这种风气推及于道路、州巷、军旅、狩猎等场合，那末，老而穷者就不会被人遗忘，强者就不会欺侮弱者。作者把孝亲尊长看做与祭祀庄敬一脉相承的行为，希望由此而建立和谐之社会生活。这种正统的忠孝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本篇篇名，最早见于西汉韦玄成等人的奏议，但所引文字与此颇有异同，可见今本已非原貌。

　　（彭　林）

　　《经解》　《礼记》篇名。因泛论六经之教和德礼之用，刘向作《别录》将它列入“通论”类。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本篇的得名，是由于它记述《诗》《书》《乐》《礼》《周易》《春秋》六艺以及政教的得失。

　　本篇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采《荀子》《大戴礼记》等书的文句，说解六艺在教育中的不同目的：《诗》教是要使人温柔、敦厚；《书》教是要使人通达、知史；《乐》教是要使人广博、驯良；《周易》教是要使人洁静、精微；《礼》教是要使人恭俭、庄敬；《春秋》之教是要使人通晓著史体例。如果六教失修，人民就会愚、诬、奢、贼、烦、乱。汉儒以六艺为六经，因此篇首解六经之义，故名《经解》，是古代最早为经书作解题者。第二部分，论天子之德，“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这是为政者应该具备的德，其核心则是礼。第三部分，论述礼的功用。认为礼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其重要性犹如称物之轻重离不开秤杆、取材的曲直离不开绳墨、画方圆离不开圆规和矩尺。尊礼、行礼，人就会变成有道之士，反之就会变成无道之民。将礼引入宗庙，人们就会恭敬；引入朝廷，就会贵贱有位；引入家庭，就会孝悌和睦；引入乡里，就会长幼有序。因此，“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作者认为，礼的最本质的功能，是“禁乱之所由生”，防患于未然。如朝觐之礼，是为了防止诸侯的叛逆和侵凌，使他们明白君臣之义，彼此相敬；丧祭之礼，则为了防止臣子的背祖和忘生，使他们明白臣子的恩义；乡饮酒之礼，是为了防止长幼失序，争斗不休，使他们明白长幼有序；婚姻之礼，是要防止淫乱，使人们明白男女之别。为此，用礼来教化人民，使人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是治理国家最首要的事，否则就会“差若豪氂，缪以千里”。这些思想反映了儒家重视礼乐教化的作用，论述精当深刻，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

　　（彭　林）

　　《哀公问》　《礼记》篇名。因通篇记孔子与鲁哀公的问答，泛论礼、政等，故刘向作《别录》将它列入“通论”类。本篇的得名，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是哀公好问礼，为尊显其人，而以其名名篇。其实，不过是篇首有“哀公问”之语，而取以为篇名。

　　本篇内容可约略分为5节。第一节，哀公问礼，孔子认为：“民之所由生，礼为大”，舍之则无以辨贵贱之等、男女之别，所以君子黾勉于此，把它作为教民之本。当时人君僭侈，为拯救时弊，孔子提出礼以俭为德，方能与民同利的思想。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当时诸侯以无道伐有道，以求一己之私，礼之本已失，故当时君子无法行礼。第二节，哀公问政。孔子认为治人之道以政为大。政就是正，“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能修身则道得立，然后朝廷、百官、万民归于正。具有重身教的思想。孔子还提出爱和敬是为政之本的思想，以及以礼为先的思想，如此方能纪纲立、百姓安而得其政。第三节，哀公问敬身。孔子认为所谓敬身，就是要谨于言而不说过头话，慎于行而不犯过错，使一言一行足为天下的法则，如此方能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百姓不命而恭。第四节，哀公问如何显扬父母双亲之名。孔子认为只有立身行道，成就德行，使别人推本问始，将荣誉归于自己的父母。第五节，哀公问天道。孔子认为天道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其可贵之处在于生生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永不停息；不封闭而能长久存在，无为而万物皆成，物成而其功昭著。君子修身应效法天道而为之。仁人和孝子处事，都能遵循天道，不犯过错，以孝事双亲，所以能立身扬名。

　　本篇文字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于孔子》篇全同，而与《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错杂相重。有人认为本篇风格与《论语》相去甚远，疑为伪作；也有人认为本篇所论，皆中正深切，非后儒所能作。

　　（彭　林）

　　《坊记》　《礼记》篇名。因泛论先王以制度防民违德，故刘向作《别录》将它列入“通论”类。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本篇的得名，是因为篇中多引《周易》《书》《诗》《春秋》《论语》之文，论如何防人失德。坊，堤防，引申为防止。儒家认为，统治人民的方法，不外乎“礼”与“刑”二字。礼，教民于未然；刑，治民于已然之后。

　　本篇着重论述礼对于防止人民淫辟的意义。人民最缺乏的，就是所谓德。德不足则易入邪恶，因此先王制订各种礼制来规范人民的言行，犹如用堤防来防止水的泛滥。人太穷，就会偷盗，太奢就会作乱，所以要用礼加以节制，使人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大族众家也不作乱。礼的根本作用，就是要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不属于自己的不敢争抢。作者认为，要使人民知礼，君子必须首先亲身躬行，如“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在燕享、朝觐时，谦让而在下位；在利禄的分配上，“先死者而后生者”，“先亡者而后存者”；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贵人而贱禄”，“尚技而贱车”；在为政方针上，要“信让以涖民”；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处理与君王的关系时，要“善则称君，过则称己”等。如此，人民方才会背恶向善，但是，还不免会有人犯礼。可见，用礼来防止人民的邪恶的产生，是何等紧迫和艰难。作者认为，要使人民的行为合乎礼的规范，就应该使他们懂得孝、敬。所谓孝就是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母之命若不合情理，也应姑从之而无忿怒之心，委婉规劝而不知倦怠，虽其不悦而至于劳累也无怨言；对父母之党能和睦相处等。所谓敬，是在祭祀、饮食之时，不因物品菲薄而废礼，也不因物品丰厚而去礼，始终庄敬如一。此外要在各种场合向人民展示敬事祖考、不贪厚味、上下有别、孝悌不贰等的典范行为，使他们有所仿效。篇内屡言“以此坊民，民犹”如何之类，极言规范人民之难，欲使人君警惧。

　　本篇与《礼记·表记》相为表里，本篇论治民之道，《表记》论修己之道，可互补互足。

　　（彭　林）

　　《表记》　《礼记》篇名。因总论君子及小人为行之本，兼论虞夏商周质文之异，又论为臣事君之道，故刘向作《别录》将它列入“通论”类。本篇的得名，郑玄的《三礼目录》认为是通篇记君子之德见于仪表。也有人认为，“表”的本义是测高低、深浅之度的标尺。篇中引孔子“仁者，天下之表也”之语，而且论仁尤为详尽，故名《表记》。　全篇共55章，分为8节，每节都以“子言之”起首，层次分明。第一节，论君子持身庄敬、恭信之道。认为君子重视修身而致道德隆盛，虽然隐处于下而德行闻于上，外表不矜持而自然庄敬，不待严厉而自有威仪，不待言语而别人信任之。君子持身谨慎，“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与人“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故能避祸远耻。第二节，兼论仁、义、报三者之道。以仁为天下的仪表，以义为裁决天下事物的标准，以报为驱使人民背恶向善的手段。主张“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又把人们对仁的态度分为“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三等。认为仁是体、道为用。兼有仁义者为王，有仁无义者为霸，通过稽考先王之道来行动者只能没有过失而已。第三节，专论仁之道。认为仁是一种修身的最高境界。如果把仁比做器物，则其重为人力所不能胜；比做道路，则其远无人能到达。君子以追求仁为己任，追求外表的容貌、言辞与内在的德行相一致。第四节，专论义之道。认为臣民奉事天子，天子奉事上帝，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义。因此君子恭俭仁让以求仁、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以此为事君之道。第五节，以虞、夏、商、周的政教得失，明“凯弟君子”之义。第六节，论事君之道，提出“慎始而敬终”，“军旅不避难，朝廷不辞贱”等处事原则。第七节，论言行的准则，如“不以口誉人”，“不以色亲人”等。第八节，论卜筮。

　　本篇所记，以君子修身为主，与《礼记·坊记》专记治民之道相为表里。

　　（彭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