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周礼》《仪礼》《礼记》三种著作的儒家经典。俗称“三礼”。六经之一。是儒家传习的古代典章礼仪制度的著作，反映r儒家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思想及主张。在儒学的整个体系中，《礼》是最关键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学说，又被称之为“封建礼教”，都十分鲜明地突出礼。然而《礼》的成书过程却十分复杂。作为周代的典章制度或基本典籍来说，在西周时代就已存在了，并为孔子所见。孔子曾设《诗》《书》《礼》《乐》以教弟子，表明《礼》与《诗》《书》一样，是孔子时代既存的典籍。由于周王室的衰微，《礼》亦散乱、废弃，孔子才追而记之，对《礼》进行加工整理，并正式使它成为儒家的经典。但孔子之前的周代之《礼》和经孔子加工整理之后的《礼》经的具体内容和整体原貌，历经秦、项二火，毁损亡佚，后人已难窥全貌了。

　　《周礼》《仪礼》《礼记》在汉代经学兴起之后并立于经学之中。汉代最先立于学官的是《仪礼》。汉宣帝时《礼记》立于学官。《周礼》约出于武帝时，因属于古文经学，受到排斥，在西汉不受重视。东汉古文经学兴盛，《周礼》渐渐受到重视。唐代明经科已是“三礼”并重了。宋儒朱熹等理学家十分推崇《周礼》，后《十三经注疏》列《周礼》为三礼之首。

　　《周礼》　亦称《周官》《周官经》。在儒学经典中，《周礼》是最晚出的一种。据《汉书》记载，《周官》是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献书中收集所得，藏于宮中秘府，为一般人所不得以见。至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此书，著于《录略》。刘歆认为《周官》是“周公致太平”的全部制度，故更名为《周礼》。全书6篇，分别是《天官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每篇各包括60个官职，共为360个官职，每官之下都详细记其人数、职务等。其中《冬官》一篇，有目无书，汉人另取《考工记》一书补入。

　　对于《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历代都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周公旦所著。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力主此说，宋代的张载、李覯、曾巩、司马光、朱熹，清代的魏源、汪中、孙诒让等也都力主此说。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刘歆伪造之作。首先主张此说的有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清代的康有为，近代的钱玄同也主此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周礼》是附益的。何休认为是六国阴谋之书。唐朝赵匡的《五经辨惑》，陆淳的《春秋集传幕例》，都认为是后人附益之作。宋代刘敞、欧阳修、苏轼也都赞成何休之说。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它是战国时代儒者根据当时各国政治制度而提出的一种理想制度，并未真正实行过。其实，《周礼》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并不是一般性的私人著作，它是周代典章制度的集结与规划。其中既有对夏、殷两代礼制的袭承，又有对周代礼制的改造或新定，更多的则是一种理想的规划或设想。因此，《周礼》的写定必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显然在其写定过程中，它必定依据了周代固有的残缺散乱的材料，重新整理，或参照某些传闻及沿袭至当世的某些礼制加以修订增补和创作。这就是说，其书虽然写定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却涉及和依据了周代旧制，并且只能是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门弟子所作。但《周礼》的最后面世，确实经过刘向、刘歆父子。因此，今存《周礼》的成书是依于周公旦，写于孔门，传世于刘氏父子。

　　政治制度、设官分职，构成了《周礼》一书的基本框架，而透过每一官职的具体职责的说明，却显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上以神权观念为庇护，下以王权政治为主体，政治、经济、教育、风俗、军事等各个方面，无不在一个统一的“礼”之下行事。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及至“万民”，均依既定的礼仪行事，从而形成上下相安、万民和谐的礼仪之邦。这些都反映了儒家的主要思想倾向，也是儒家力求实现的社会与政治理想。《周礼》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定的价值，一些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从《周礼》中吸收了许多养料，用以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历代训释、考辨《周礼》的文字甚多，训释文字以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本的《周礼注疏》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为最精。考辨性文字从汉代以来也有不少。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仪疏》所做汇集可作参考。

　　《仪礼》 又称《士礼》，相对《礼记》而言，又称《礼经》。《史记》中所谓《礼》，《汉书·艺文志》中的《礼经》指的都是《仪礼》。相传为孔子所定。《仪礼》有两个来源，一是汉初髙堂生所传]7篇，因是用西汉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所以称为“今文经”。二是鲁淹中所出（另一说是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于孔壁之中）56篇，因经文为先秦古文书写，所以又称“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有相同的17篇，但文字稍有差异；古文经多于今文经39篇，故称之为《逸礼》。汉平帝时，《逸礼》曾与《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并立于学官，汉以后不传。今存《仪礼》只有高堂生所传17篇。《仪礼》流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刘向《别录》本三个版本。三家篇目次第均有不同，东汉末郑玄传小戴（戴圣）之学，然所注《仪礼》的目次却取自刘向《别录》，经文则以今古文参照相校。今存《仪礼》，即由郑玄注本而来。

　　《仪礼》记载了周代不同等级的人们，在不同场合，待人接物，衣食住行所要遵循的一些礼节、仪式。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丧礼、乡射礼等等。其礼仪规矩非常繁琐，宋元以来即号称难读之书，其中所载名物制度，具体礼节，又由于年代久远而鲜为人知。因此，历代研究的人一向寥寥。然而，先秦两汉礼学之为经，实际上是以《仪礼》为主体，而此后影响大增并列人经学之中的《礼记》，在当时，则主要是作为学习与阐释《仪礼》之心得体会的笔记而出现的。二者相比较，《仪礼》为本，《礼记》为末。《仪礼》注本有东汉郑玄的《仪礼注》，唐贾公彦的《仪礼注疏》，清胡培荤的《仪礼正义》等。郑玄注、贾公彦疏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

　　《礼记》 为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者学习《礼经》的心得体会和笔记汇编，是一本解释礼的原则、仪节的论著。据史书记载，《礼记》原有6种204篇，经西汉中期戴德、戴圣叔侄二人分别加以编选：戴德删定成85篇，称《大戴礼记》（或《大戴记》）；戴圣删定成49篇，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小戴礼记》编订较为精审，为后人所重视，而《大戴礼记》逐渐残损，至今尚存39篇。东汉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独立成书，故《小戴礼记》又专称为《礼记》。唐代正式将其立为经。

　　《礼记》内容丰富而又庞杂。有的专门阐释《仪礼》的意义；有的是记述礼仪制度或名物服饰；有的是着重记述孔子及弟子言论语录；有的偏重于系统阐发儒学的礼治思想及其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特别像《礼运》《礼器》《学记》《乐记》《经解》《中庸》《大学》等篇，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政治、社会、伦理观念和哲学思想，对于礼学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由于《礼记》全面系统地宣扬了儒家礼治思想，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影响远远超过了《周礼》和《仪礼》。其中《大学》《中庸》两篇经宋儒推崇，已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几与五经有同等地位，成为研究中国早期儒家思想和古代社会状况的必读书。《礼记》的注释本最主要的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本），清孙希旦撰、清刻本《礼记集解》（《丛书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