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又称《诗经》。儒家经典，六经之一。《诗经》有篇目311个，其中《小雅》部分有6篇有目无辞，被称为“笙诗”，所以实存305篇。作品按《风》《雅》《颂》三部分编排。《风》有十五国风，计160篇。《雅》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加上6个“笙诗”篇目，计80篇。《颂》有《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结集情况及产生地区　据秦、汉时期一些典籍记载，《诗经》作品来源有二：①自民间采集。又有二说。一说周朝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四出采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民俗，以观政治得失。采集工作得到各国诸侯协助。二说官给一些孤寡老人衣食，“使之民间求诗”。②周朝有献诗制度，公卿大夫在某些场合要给天子献诗。《诗经》由何人编辑？一说是周公，一说是孔子。周公说难以成立，因《诗经》中有许多周公以后作品。至于孔子说，也受到人们的驳难。最有力的理由有二：①《论语》中经常出现“诗三百”的说法，可见孔子时代《诗经》已定型。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师所奏十五国风和雅、颂部分，与今本大体相同，那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认为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做了一些正乐工作。《诗经》真正的编辑者大概是各国乐师，最后完成者为周太师。《诗经》产生的时代，一般认为最早的是周初作品，最晚有春秋中叶作品。前后达500余年。《周颂》为西周初年作品，《大雅》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小雅》既有西周时期作品，也有春秋时期作品。《风》则大部分是东迁后的作品。《鲁颂》《商颂》也是春秋时期的作品。《诗经》产生的地域十分广阔，包括由黄河以北到江汉流域广大地区，涉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国风》中《周南》《召南》的诗篇，主要产生在南方，包括长江、汉水、汝水流域，采风范围达到河南的临汝、南阳，湖北的襄阳、南漳、宜昌、江陵等地。邶、鄘、卫，属于殷商首都地区，包括今河北的磁县，河南的濮阳、安阳、淇县、滑县、汲县、开封、中牟，山东的东明等地。《邶风》《鄘风》《卫风》即采集于以上地区。《王风》采集的诗歌主要在洛邑，包括今河南的洛阳、偃师、巩县、孟县、沁阳、温县等地。《郑风》《桧风》采集于今河南的郑州、新郑、荥阳、密县等地。《齐风》采集于山东大部分地区。《魏风》采集于今山西芮城东北。《唐风》采集于今山西省的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地。《豳风》采集于今陕西的旬邑和彬县。秦最初在今甘肃天水附近，后迁至陕西境内。陈在今河南淮阳，还包括河南柘城、安徽亳县。曹国在今山东省菏泽、定陶、曹县等地。《秦风》《陈风》《曹风》就产生在以上地区。《大雅》《小雅》大体产生于镐京（西安）和洛邑（洛阳）。《周颂》也产生于镐京。《鲁颂》产生于山东曲阜。《商颂》是宋国作品，产生于宋国都，即今河南商丘。

　　作者　《诗经》的作者，可考者，据段玉裁统计，标名作者姓名的有5篇：《小雅·节南山》的家父、《小雅·巷伯》的孟子、《大雅·嵩高》和《大雅·燕民》的吉甫、《鲁颂·閟宫》的奚斯。另有人认为《鄘风·载驰》为许穆夫人作。《毛诗序》列出35位有姓名作者，其实大都为臆度之辞，很难使人相信。《诗经》大部分为民歌，多数作者难以查考。

　　内容　《诗经》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的历史风貌。它好像一幅幅贴近生活的风俗画，描绘了时代变迁、社会动荡、人民饱受苦难的社会现实，抒发了各个阶层的悲欢、怨恨和愤懑。在《国风》中有许多里巷歌谣之作，描绘家庭、夫妻以及男女相恋之诗，抒发了热恋的欢乐、相思之苦，有的沉痛地谴责那些背信弃义之人，有的赞美婚姻自由。《国风》中也不乏反映劳动者生活的作品，表现劳动的欢快，还有劳动者遭受的剥削与侮辱。有的诗赞美那些勤于政事的官吏，有的则揭露一些诸侯的荒淫与无耻；有的抒发亡国之痛，有的表现去国怀乡之情；有的思念征人，有的谴责徭役。内容广泛，情思万千。《雅》，一部分是贵族祭祀的乐歌，有的用于祈求丰年，有的颂扬祖先历史功绩，有的记述一些重大军事活动，有的记述社会动荡。在《小雅》中，还有一部分民间作品。它们有的反映了征夫之劳，饥寒之苦，有的忧谗畏讥，抱怨不公，有的哀叹家道衰落、兄弟不和，同《风》诗的风格基本一致。《颂》大体是祭祀宗庙的乐章。颂歌中记载了商、周祖先的神话传说、功德和开国的艰辛，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情景，因此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诗经》中出现了许多伦理观念，如仁、义、礼、智、信、敬、孝、友等等，虽然天帝观念仍是人们生活的主宰，但怨天呼声迭起，“天命靡常”的观念，表现出天和上帝主宰世界观念的动摇。

　　流衍　《诗经》编辑后，受到不少学者和从政者重视。从周代到春秋中叶，《诗经》里的诗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上，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的节目；另一方面还用于政治外交和其他社会生活中，当作表达意愿和情感的工具。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立。”但孔子时代，《诗经》中的诗歌已和修身紧密地联系起来。孔子概括地提出了《诗》的宗旨是思无邪，社会功能是兴观群怨。这些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大量引《诗》，对《诗经》探讨深入了一步，提出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成为研究《诗经》的重要理论观念。荀子把《诗》提到六经的地位，认为应当成为学者必读书，是成圣的必由之路。除儒家外，引用和论述《诗》的，还有《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说明《诗经》是一种大家共用的文化典籍，但都不如儒家那么重视。到汉代《礼记·经解》又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成为解《诗》的重要观念。汉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诗》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为今文经学，曾立于学官，设立博士。《毛诗》晚出，为古文经学，东汉章帝时，《毛诗》才立于学官。《鲁诗》是因鲁人申培而得名。申培受《诗》于齐人浮丘伯，浮丘伯是荀子门人。《鲁诗》在汉代地位高，传授广。有关《鲁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鲁故》25卷、《鲁说》28卷。《齐诗》出于辕固生。辕固生是一位很纯正的儒者。但《齐诗》后学如夏侯始昌、翼奉却把《诗经》同谶纬混在一起，走向荒诞。有关《齐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有《齐后氏故》20卷、《齐孙氏故》27卷、《齐后氏传》39卷、《齐孙氏传》28卷、《齐杂记》18卷。《韩诗》出于燕人韩婴。韩婴在文帝时为博士。他探寻诗人本意作《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数万言。当时燕赵间学诗者都归于韩婴。有关《韩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韩故》36卷、《韩内传》4卷、《韩外传》6卷、《韩说》40卷。东汉后，《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相继衰亡。《齐诗》亡于三国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宋代亡佚，现仅存《韩诗外传》。在《诗经》传衍解释的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毛诗》。《毛诗》出于鲁人毛亨，毛亨又称大毛公（见毛公）。毛亨的《诗》学在西汉时只在民间流传，后受到河间献王重视，立其弟子毛苌（又称小毛公）为博士。毛亨以前的传授系统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但都把最早的传人归为子夏。毛苌以后的传授，《汉书·儒林传》说毛苌传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陈侠。到了东汉，《毛诗》盛行，著名学者如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都治《毛诗》，尤其是郑玄的《毛诗笺》，影响很大。毛、郑相较，《毛诗》详于训诂而略于诗义，对名物、典章、制度亦有诠释，但有关诗旨的解说，多从“诗教”出发，每每牵附史事，与诗篇实际相乖。《毛诗》的《关雎》以前文字被称为《大序》，叙述各篇旨意的文字称为《小序》。《小序》也常常附会史事。郑氏诠《诗》主要是发明毛义，但夹杂今文说，并参与己意。郑氏还作《诗谱》，阐明《诗经》各部分与其时代政治、地方风土的关系，显受孟子“知人论世”的影响。魏晋时期，王肃、王基或申毛难郑、或申郑难毛，争论不已。南北朝时期，北朝毛、郑并重，南朝虽推崇《毛传》，但仍争论郑、毛异同，南北朝时解《诗》著作大都失传r。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孔疏》，汇集唐以前各家学说，被称为“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的著作，为初唐官修《五经正义》之一，从唐至宋初，明经取士，都以此书为准。宋代疑古风盛行，他们怀疑《诗序》，辩诘毛、郑得失，重新探求《诗》的本义，并以义理说《诗》，如宋代欧阳修作《毛诗本义》，开始辩诘《毛诗》之失，并断以己意。苏辙作《诗集传》，不尽信《小序》，为宋人疑《序》之始。南宋郑樵作《诗辨妄》，攻击毛、郑，诋斥《诗序》，弃《小序》而不用。王质作《诗总闻》，“即事求意”，别出心裁。朱熹早年宗毛、郑之说，信从《诗序》，后受郑樵影响，并深入研究，转而不信《诗序》，以己意说诗。于是将大、小序别为一编，一一加以剔疏，名为《诗序辨说》，并著《诗集传》，力求摆脱《诗序》羁绊，就诗论诗，叙其篇旨，阐明义理，言其大意，简洁易晓，成一家之学。以后说《诗》者多从朱说，如辅广的《诗童子问》，朱鑑的《诗传遗说》，元代刘瑾的《诗传通释》，大体都是叙述《诗集传》意旨，虽有坚守《诗序》和毛、郑旧说者，毕竟是少数。《诗集传》虽能摆脱以史附诗的旧习，但把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淫奔”“刺淫”之作。宋王柏据此疑《序》疑《诗》，甚至删削所谓“淫诗”32篇，改易篇名篇次，走向武断极端。元取士试《诗》用朱熹《诗集传》，明代沿用此法，胡广等奉敕修《诗经大全》，沿袭刘瑾《诗传通释》，著为令甲，自此应举与《诗》学判为两途。清代《诗》学勃兴，有的宗汉学，有的宗宋学，有的杂采两家之学。王夫之的《诗经稗疏》、毛奇龄的《毛诗写官记》《诗札》，对文字、音韵、训估、名物，多所考辨。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独辟蹊径，评论历代解诗功过，提出《诗经》为中国辞賦之源，解诗应涵咏篇章，寻绎文义，探求诗人本意。至乾嘉间，汉学派兴起，如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基本都宗“毛传”，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对《诗》的本旨及其文学意义弃而不论。乾嘉间牟庭作《诗切》，突破古文经学藩篱，上承三家诗说而不拘泥三家说，从作品实际出发探讨诗意。此后方玉润作《诗经原始》，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旨，突破汉宋两家解诗局限，不再单从经学角度解诗，而是注意《诗经》的文学意义。随之辑佚之风兴起，今文学派的三家《诗》学也取得成就，如范家相的《三家诗拾遗》、魏源的《诗古微》、陈寿祺及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都是这方面的著作。特别是王氏的《义疏》，采撷完备，是集大成之作。清代学者重视文字、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出现/一些专门性的著作，如顾炎武的《诗本音》、段玉裁的《诗经小学》、孔广森的《诗声类》、朱右曾的《诗地理微》、毛奇龄的《续诗传鸟名》、包世荣的《毛诗礼徵》、顾栋高的《毛诗类释》、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等都为专门之学。

　　地位　《诗》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诗歌创作的源头。历代许多诗人从中吸取养料，从而形成r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文学传统。它的賦、比、兴创作手法，对后世发生r深刻影响。从儒学史上看，《诗》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儒家实行教化的必读作品。正如朱熹所说，其中有许多“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在经学中，它是现存唯一一部用艺术形象关注人们情感问题之书。它抒发人类的各种情感，同时也满足人们的各种情感需要。不过儒家总要把情感纳入教化之中，寻求“性情之正”，这似乎是用理性约束感情，但这种约束常常失之偏颇，使文艺变成了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