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程颢向宋神宗疏陈治道的奏札。撰写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此时，正当熙宁新政之初，此札适时地陈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变法的具体措施。奏札一开始就指出，古往今来，治理国家有其共通的根本原则，这些根本原则是不可改变的。但是，社会法制是圣人依据人情物理而创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原先的人情物理发生了变化，法制也要跟着变革，“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迹事增损”。徒知泥古，而不革除过时的古法，是十足的陋儒之见，无法与之谈论治道。接着，程颢又驳斥了“今人之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的论调，认为这种论调使人安于现状，不思改革。程颢随后提出了改革社会政治的10项措施，即：①设师傅，尊德乐善，化成天下；②建六官，整顿官秩，建立纲纪；③正经界，制民恒产，利用厚生；④立乡党，教化闾里，亲睦邻里；⑤兴学校，选拔贡士，造就人才；⑥减兵役，归兵于农，增强国力；⑦重民食，均田务农，公私储粟；③业四民，衣食自给，均多恤寡；⑨治山泽，保护资源，增加财用；⑩定分数，分别差等，严格礼制。这10项措施，多从损益古制而来。程颢将它说成是“先王之道”的重要“法度”，实际上，也就是程颢提出的变法纲领。此奏札收入《二程全书》（今《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中的《河南程氏文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