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政论集。为洋务派思想的代表作。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同年四月刊行。因深得朝廷赏识，光绪帝下旨军机处颁行于各省，又谕总理衙门排印300部。故是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并先后被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被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是书有湖北两湖书院、桐庐袁氏等刻本，后收入《张文襄公全集》。

　　《劝学篇》4万余言，共24篇。分内篇9：《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外篇15：《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本”，即旧学或中学，“三纲四维是也”，是维系世道人心的封建纲常名教，不能动摇。“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变法》）。“通”谓新学或西学，是指有关工商业和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不必一概排斥。“穷则变，变通尽利，变能趣时”（同上）。从“本”出发，把“保国、保种、保教”解释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要以“扶持名教”，激发忠爱，维护朝廷为根本大计。从“通”出发，提倡明时势，扩见闻，增才智，立学堂，改课程，广译书，尽地利，修铁路，采用西技西艺，以图富强。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也即所以保名教。全书贯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先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循序》）。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该篇猛烈抨击康有为等关于“开议院，兴民权”的维新主张，断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是“无一益而有百害”。“若人皆自主”，“不尽灭人类不止”（《正权》）。《劝学篇》又竭力颂扬清王朝的“深仁厚泽”，三纲五常的永恒至圣。在维新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刻，该篇的刊布流传，其消极反动作用十分明显。是书对维新派政治、经济思想展开全面进攻，表明作者企图遏制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态度。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胡礼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改良主义者梁启超都曾对《劝学篇》进行过揭露和批驳。当然，作者在该篇中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教育，学习西方的措施，批评了封建顽固势力，这些是合理的，值得肯定。

　　《明纲》　近代张之洞撰写的政论文。为其《劝学篇》内篇之第三篇。写于1898年3月。有湖北两湖书院、桐庐袁氏等刻本，并收入《张文襄公全集》。

　　在近代古今、中西的论辩中，张之洞既否定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也反对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为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纲常名教，是体，是本，不能动摇；西方的技术知识，工、商、学校、报馆诸事，是用、是末，可变通举办。为明“本”，更为辟维新派“开民智”“伸民权”之邪说，他在《劝学篇》中特撰《明纲》篇，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他写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认为三纲是封建社会君权、族权、夫权的支柱，也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支柱，不仅清朝250年来未改“圣道”，即使数千年来，圣教明道垂法亦无改变。“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所以，他指出：“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三纲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五常是永存的，对于维新派要废除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之说，张之洞深痛恶绝，指斥道：“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张的这些思想发表后，慈禧太后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改良派梁启超、严复等对之进行了批驳，揭露张的这些思想为“祸国殃民”之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