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方东树的经学史著作。3卷。初成于道光六年（1826），有卷首著者自序为证。郑福照辑《方仪卫先生年谱》系成书时间于道光四年，立说无据，未可轻信。后经修订，于道光十一年刊行。嘉庆、道光间，汉学盛极而衰，进入批判和总结阶段。嘉庆末，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得两广总督阮元赞助，在广州刊行。方东树当时也在阮元幕府，由于对《师承记》的扬汉抑宋深致不满，于是针锋相对，撰为此书。初稿成，致书阮元，送请审阅，试图争取支持以便刊行。但因学术主张不合而未能如愿。之后，著者修订此书，遂将阮元亦列为抨击对象。全书仿照朱熹的《杂学辨》体例，选取汉学中人主要学术主张，逐一加以辩析驳难。凡经江藩的《师承记》所表彰者，书中皆指疵纠谬，大张挞伐，不惟毛奇龄、阎若璩、戴震、惠栋诸汉学中人首当其冲，而且锋芒所向，由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而上，直刺明儒杨慎、焦竑，乃至宋儒黄震。著者认为，清代汉学家立异程、朱，唯汉是信，于学术和世风都危害甚大，“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自序》）。对于汉学中人所标榜的“实事求是之学”，书中则以其沉溺故纸、脱离实际而加以否定，指出：“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卷中之上）于是推尊程、朱，表彰宋学，以宋学取汉学而代之，遂成全书归宿所在。著者就此强调：“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卷上）书中虽因挟门户之见，于前代及同时学者肆意诋诬，过甚其辞，但却颇能击中汉学病痛。所以问世之后，一时学者多所共鸣。研究清中叶学术史，此书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