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阮元研究《诗》《书》的著作。6卷。初成于道光十六年（1836），后经著者门人毕光琦增删校订，于十九年冬定稿，二十一年刊行。著者本乾嘉经师自古训明义理之教，认为：“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自序》）他指出，在孔孟的时代，引训于《诗》《书》，犹如今人引训于《论语》《孟子》。于是撰为该书，以《论语》《孝经》《孟子》《礼记》《大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为主要取材依据，将各书引《诗》《书》为训的例句分系于《诗》《书》各篇各句之下。为证成其说，取材对象兼及两晋以前子史诸书，引书多达数十种。全书编纂次第，卷一至卷四为《诗》，依次作卷一《国风》，卷二上下《小雅》，卷三上下《大雅》，卷四《三颂》。卷五、六为《书》，依次作卷五《尚书今文》，卷六《尚书逸文》。著者试图以此针砭不依《诗》《书》，空言说经的风尚，倡导推本《诗》《书》，讲求古训。由此以往，超越孔孟，引据古训，其结果势必溯源远古造字之始。于是方东树出，著《汉学商兑》加以讥弹。今文经学家则改弦易辙，本《春秋》公羊家说以论微言大义，遂成公羊学派盛极一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