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韩愈政治理论的代表作。收入《韩昌黎集·杂著》。“道”是韩愈哲学的最高范畴，其内涵就是抽象化了的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具体表现为“仁与义”。仁存乎内，义见于行，按照仁义的法则去做就是“道”，这是《原道》篇的中心思想。

　　韩愈认为他所讲的“道”与佛老所谓“道”有原则区别：“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佛法则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佛老向往消极无为的个人出世原则，与儒家行仁义以治理天下国家，“将以有为也”截然不同。只有孔孟之道是“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而老子“去仁与义”，佛教“灭其天常”，都与封建伦理纲常相违背，必须坚决排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即要从反对佛老的斗争中，建立起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韩愈论“道”是最高的永恒存在，它体现在“天道”“地道”“人道”之中，“日月星辰”“草木山川”到“夷狄禽兽”均由“道”所主宰，而“道”在社会历史中的体现者则是“圣人”（《原人》）。“先天不违之谓法天，道济天下之谓应道”（《贺册尊号表》）。把应天道、尚自然的法天思想，与尽人道、行仁义的济世行为结合起来，以“为主之道”的自觉精神去重整封建伦理纲常，他认为这是正统儒者应负的任务。

　　韩愈讲人道，非常强调圣人的作用，谓：“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天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至而为之防。”总之人类一切均由圣人所赐，故“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这是圣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

　　韩愈讲圣人之道应用到政治上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如“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韩愈论证君主对人民统治和封建剥削的合理性，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但他将“道”上升为以道德法则为中心的先天客体精神，则对儒家思想哲理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