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梁之际刘勰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成书年代据清人刘毓崧考证，应在齐代末年，后多数学者确定在南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今存最古版本为敦煌唐写本残卷，最早刻本为元至正本。从明代弘治本以后，刻本、校本、注本甚多，清黄叔琳辑注本最为通行，近人校注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流传最广，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又补正范注之失，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是迄今最全的校本。今书共10卷50篇，3.7万多字，分上、下部，各25篇。

　　上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称为“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其中前三篇为一组，首明“文”以“道”为本原，以圣人之经书为最高典范，即所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序志》），表现了鲜明的崇儒倾向。后二篇为另一组，指出纬书纯属伪作，不能配经，但“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故亦有可取之处，即所谓“酌乎纬”；又指出《离骚》与经典有同有异，但“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采撷其奇文华彩，有利于文章之新变，即所谓“变乎骚”。自《明诗》至《书记》20篇，称为“论文叙笔”，即文体论。论及文体共33类。据当时流行的“有韵者文”，“无韵者笔”的观念，区分为“文”和“笔”两大类。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属文，排列在前；杂文，谐讔文笔杂用，排列在中间；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属笔，排列在后。其论述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①“原始以表末”，就是考察每一种文体的源流沿革；②“释名以章义”，就是解释每一种文体名称的由来和涵义；③“选文以定篇”，就是列举每一种文体的代表作品并加以评论；④“敷理以举统”，就是说明每一种文体的写作原则和要领。

　　下部中从《神思》到《总术》为一部分，称为“割（剖）情析采”，即创作论。《序志》概括为“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所论涉及创作原理、方法以及风格、修辞等问题。其中主要篇章，如《神思》论述艺术构思和想象，《体性》论述作品风格与作者个性，《风骨》标举刚健明朗的美学要求，《通变》《定势》探讨文章变化规律，《熔裁》《章句》《附会》揭示文章结构的原则，《情采》辨析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声律》《丽辞》诸篇分述各种修辞手段。从《时序》到《程器》为另一部分，是全书之杂论或余论。《序志》概括为“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包含文学史论、作家论、批评论、文德论。最后一篇《序志》是总序，说明本书的写作动机、持论态度、基本内容和结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几乎空前绝后的一部完整严密的文论专著，它对文学理论做了全面的、系统的、具体的考察研究，从大量作品入手，总结规律，并上升为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集大成的性质，把传统文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囿于宗经观念，受到儒学的束缚，有一定的保守性，但针对当时的浮艳文风，有所批判和矫正，力求折衷综合各种不同观点的合理成分，在许多方面提出了独创的见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早在公元九世纪初，已传至日本，1731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句读本。至近代，更引起海外学人的瞩目，《文心雕龙》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对象。

　　《原道》 《文心雕龙》中开宗明义列入“文之枢纽”的第一篇文章，旨在阐明文学的本体、本原。刘勰将文学纳入宇宙论的宏观视角，承袭《易传》的三才说和天文人文说，指出“文”（其实际涵义相当于“美”）普遍存在于天地万物，因此“人”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不可能没有“文”，从而论证了“人文”产生的必然性。他又汲取了道家尚自然的思想，指出天地之文是自然形成的，人文（着重指言辞、文辞）亦然：“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天文、地文、人文都是“道之文”，即“道”的外化，从而说明了天地之文与人文的统一性。刘勰认为“人文”的本原早已潜在于太极（天地未分时的混沌元气）之中，伏羲画八卦，孔子作十翼，乃至河图、洛书的呈现，正是揭示了人文的神秘起源。刘勰考察从伏羲到孔子“人文”的发展历程，以为“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因而得出结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之表现为“人文”要通过圣人的中介，圣人的政治伦理之道是天地自然之道的体现，圣人及其经典是人文的最高典范，由此为《征圣》《宗经》提供了理论依据。

　　《征圣》　《文心雕龙》中列入“文之枢纽”的第二篇文章。《征圣》即以圣人为征验，具体说明向圣人学习为文之原则、方法。全篇论及三个方面：①“文”的运用，提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从圣人的文辞中可以了解，“文”有益于政治教化、事业功绩、品德修养。这三者是对“文”的社会功能的概括，因此圣人所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是写作的金科玉律。②“文”的作法，列举“简言以达旨”“博文以该情”“明理以立体”“隐义以藏用”，以圣人为师，可掌握繁略隐显四种基本表达方法。③“文”的要领，引述《周易》之“辨物正言”、《书》之“辞尚体要”二语，认为“正言”（确切的语辞）和“体要”（精要的表述）是圣人立言的要求，指出“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效法圣文，就应华实并重，以“雅丽”为标准。从《征圣》论述的内容看，刘勰的《征圣》有别于儒者，其着眼点在“文”，而不在“道”。赞语中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他把圣人之文作为范本。

　　《宗经》　《文心雕龙》中列入“文之枢纽”的第三篇文章。《宗经》即以儒家的五经（见六经）为效法的典范。刘勰尊经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但赞美经书“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则可见其主旨是在论文。他分析比较了五经在文辞表达上或隐或显的不同特点，而指出其总体风貌则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历久弥新的文章范本。他以为各种文体皆源出五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盟）檄，则《春秋》为根。”他还提出了“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论断。所谓“六义”，即“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前四条属于内容方面，后两条属于形式方面。“六义”实际上也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他鉴于后人“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以致“楚艳汉侈，流弊不返”，为了“正末归本”，所以标举《宗经》。刘勰对五经的褒美有过当之处，但意在矫正当时浮靡文风，故有其积极意义。

　　《神思》　《文心雕龙》一书下部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论述艺术构思问题。艺术构思是文学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故刘勰称之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神思》开篇即说明神思的功能：“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神思可突破时空的限制，并可伴随有声音和形象的美感。还提出了“神与物游”的命题，即主体（神）和客体（物）的融合，揭示了艺术思维的特征。刘勰又指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排除外界和内心的干扰，以保持创作构思的良好心境，这是“神与物游”的必要条件。“神与物游”还要受到“志气”和“辞令”两个方面的制约：“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志气”是指作者的思想感情，决定着神思的方向，“辞令”是指语言，是文学作品的传达媒介，神思须落实到语言。这两个因素关系到神思能否畅通，神与物能否融合无间。此外，还要求“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绎）辞”，即积累学问，增长才能，深入地观察事物，熟练地掌握语言，这是创作前的准备。刘勰还分析了神思中出现的思、意、言之间的矛盾，其原因在于意和言具有不同的特性：“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要解决这一根本矛盾，不必去苦思力索，而要在“秉心养术”上下功夫。“秉心”是指培养适宜于写作的心态，“养术”是指掌握写作的方法、规律。《神思》中还论述了构思迟速的两种类型，“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应着眼于成品的优劣，而不应以迟速论高低。《神思》最后强调了构思的作用：“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构思就是对写作素材的艺术加工。

　　《体性》　《文心雕龙》中论述作品风格（体）和作者个性（性）的关系的文章。文中首明作品显示作者个性的必然性：“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把作品风格形成的原因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在这四个因素中，才、气是“情性所铄”，即先天的禀赋，学、习是“陶染所凝”，即后天的培养。才、气、学、习分别制约着作品的“辞理”“风趣”“事义”“体式”。刘勰把作品风格概括为八种基本类型，即所谓：“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刘勰又指出“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即在风格的成因中，才是关键，而气又是才的基础，因此“情性”与“陶染”相比，起着更大的作用。但他并不偏废学习，强调“学慎始习”，并主张“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即根据个人的特点，选择学习的重点，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刘勰考察历代文学，从而做出作品风格与作者个性“表里必符”的结论，则过于绝对化。“文如其人”还是“文未必如其人”一直是有争议的。

　　《序志》　《文心雕龙》一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全书的总序。刘勰首明命名的用意，旨在探讨“为文之用心”，故曰“文心”，而“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是讲求美感的，故曰“雕龙”。次述撰写此书的意图：盖人生无常，岁月飘忽，而立言可垂不朽，意欲弘扬儒学，然前辈诸儒注经已精，乃思“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有感于当时文风讹滥，于是执笔论文。这显示出刘勰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又评近代论文之作均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故作《文心》，以弥补其缺陷。《序志》中还解说了全书的内容构成：“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这为后人理解和研究其理论体系提供了线索。《序志》之末表明了作者的持论原则和方法：“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可见刘勰坚持独立的见解，致力于综合前人的成果，而避免片面性的偏颇。《序志》对于了解《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和基本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