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训诂治经的汉学学者与阐发义理的宋学学者之间的学术论争。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儒治经，风格虽与汉儒有异，因之对汉儒亦多所批评，但训诂之与义理，彼此渗透，实为互补，并非水火之不能相容。从汉代学术到宋代学术，自成体系，进步显然，而后先相承，传袭有自，亦非无源之水。中国古代学术，本在会通融合中臻于和谐而寻求发展，初无所谓汉宋之争，有之则自清人始。明清之际，理学盛极而衰，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声浪中，提出了评价汉宋学术的问题。于是汉学、宋学的称谓应运而生。康熙年间，毛奇龄治经力辟宋人旧说，表彰汉儒经说，始揭汉学、宋学之称。其后，全祖望继起，尊汉儒“修经之功”，赞刘向“集诸经之大成”（《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九《前汉经师从祀议》），深为乾嘉汉学家赞许。乾隆初，惠栋潜心经术，以穷究汉《易》名家，唯汉是尊，唯古是信，高扬汉学旗帜，开了兴复古学的先河。惠栋故世，戴震崛起。他承其乡先辈江永之教，于三吴惠学兼收并蓄，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游学南北，名噪京城。后应聘入《四库全书》馆，与馆中诸名儒肆力经史，辑佚勾沉，校理群籍。经史考据因之而蔚成风气，书馆亦不啻汉学家大本营。

　　乾隆中叶以后，朝野官绅竞尊汉儒，排击宋儒，汉学大行于世，宋学几不成军。虽当汉学初起，江南诗人袁枚即唱为别调，指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然而势单力薄，汉学方兴未艾之势实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中人多起而针砭。姚鼎径斥之为“异道”，认为：“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竞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惜抱轩文后集》卷十《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他主张分学问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途，力倡以义理为依归，反对专走考据一路。嘉庆、道光间，汉学趋于偏枯，惠栋再传弟子江藩独坚守汉学壁垒，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扬汉抑宋，力主：“以诂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宋学渊源记》卷上）声称：“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汉学师承记》卷一）江氏稿成，龚自珍专就“汉学”一名致书商榷，建议改书名为《经学师承记》。姚鼐高足方东树乘间而起，推出《汉学商兑》，诋斥汉学家“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汉学商兑》卷首《自序》）。其锋芒所向，不惟毛奇龄、阎若璩、戴震、惠栋首当其冲，而且由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而上，直刺明儒杨慎、焦竑，乃至宋儒黄震。至此，汉宋学术形同水火，不共戴天。无休止的门户纷争，直到晚清陈澧倡汉宋兼采说，始得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