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与气的联系和区别的讨论。这是理学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三派相互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争论始自理学奠基之初。

　　北宋理学气本论学派代表人物张载认为，气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气的本来状态是虚而无形的“太虚”，它凝聚而成为万物，万物消散复归于太虚。理不是与气对立的另一个实在，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他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所谓理就是气化的顺而不妄，即是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与必然性。

　　与张载理气观相对立的是二程，特别是程颐的理气之辨的观点。他们坚持理本论，认为道（理）是气的根据，气运动变化的所以然。应该把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气区分开来，张载以气化为道，则是把器看成了道。此外，他们还批评张载关于气不生不灭的看法，认为物散之后，形成该物的气便消灭了，造化又造出新的气构成事物，因而气不断生灭，而理却永远存在。

　　朱熹继承并发展二程观点，认为宇宙万物由形而上的理和形而下的气结合而成，理气之间从形上形下的道理来看，“理是本”，“此气是依傍这理行”，从实际情况来看则是“理在先，气在后”，“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而且如果“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他还常用人乘马来说明理驾驭气的道理，明显地把理气看做两个实在。

　　明代各派学者对于程朱歧理气为二的做法都深致不满。罗钦顺认为，理并不是独立于气之外的另一个实体，它只是气的运动规律。他说，从天到地，从古至今，无非是一气而已。这个气一刻也不停地动静、往来、阖辟、升降，循环无已，这便造成了四时的温凉寒暑，万物的生长收藏，形成人的日常生活、伦理规范以及成败得失等等。气的整个运动，“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困知记》卷上）。他对程颐的所以阴阳者是道，朱熹的“理气决是二物”“气强理弱”等都进行了批评。

　　明代另一位哲学家王廷相也对分割理气的程朱派不满。他反对理先于天地的观点，认为“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他批评朱熹性（理）与气相结合而产生人的观点，认为这样谈性辟头便差。人是有形气之后才有所谓性的，照朱子看来性似乎是另一个东西，不从气生，是人有生之后来跟气相附合的，完全不合情理。

　　陆王派主张心本论，反对将理气分裂，认为理气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他们并不像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等气本论哲学家那样把气看做理的基础，而断言理气都属于心。王守仁说：“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条理者矣。”（《传习录》中）对于人来说，“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传习录》中）。

　　黄宗羲在理气问题上盛赞罗钦顺的观点，认为罗“论理气最为精确”。他自己也说：“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明儒学案》卷五十）不过他与王守仁的基本立场一致，即主张心本论，所以虽然不同意程朱的理气之辨，但也不像张载、罗钦顺那样在理气之间区分何者为实体，何者为属性。在他看来，理气都属于心，本原在心。

　　理气之辨是理学三派之间所争论的重大问题，关乎各派学术大旨，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