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是兴起于唐代中叶的文风改革运动。基本宗旨在于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提倡先秦两汉的散行单句的古文，以阐扬六经之道。在初唐即开始酝酿，中唐大历、贞元间（766～804）正式兴起，余波沿至晚唐。代表人物是韩愈、柳宗元，而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皆其先驱，李翱、皇甫湜、孙樵等又为后继。古文运动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它的理论根据是儒家的文道统一论，中心口号即文以明道，而所“明”之“道”就是儒家之“道”。

　　以古文代替骈文，本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骈文讲究排偶、用典，注重辞藻、音律，严重妨碍思想内容的表达，盛行一时之后势在必变。而这种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风正是儒家先质后文、文道统一的文艺思想的对立面，故酝酿变革之时即与提倡儒家思想同步。如梁肃云：“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秘书监包府君集序》）柳冕亦称：“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而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够在唐代中叶正式兴起，又同当时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相关。

　　唐代中叶，外有藩镇割据、异族威胁，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同时佛、道两教形势炽盛，正所谓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此时一批士大夫为了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和封建秩序，起而复兴儒学。古文运动便是乘此儒学复兴之势一道兴起的。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同时就是复兴儒学的旗手。他攘斥佛、老，宣扬儒学道统，竭力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其《原道》一文称：“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隐然以儒道传人自居。并首先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专门举出，与《论语》《孟子》并提，开宋代道学标榜四书之先河。古文运动的其他参加者在对儒、释、道的态度上虽未必皆同于韩愈，但在复兴古文与复兴儒道相结合这个基本倾向上却是与韩愈一致的。

　　正因为如此，古文运动的本题虽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但其号召文坛、战胜骈文的旗帜却是“文以明道”。柳冕即提出“君子学文，所以行道”（《答杨中丞论文书》），“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更屡言：“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柳宗元也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表面上看，古文与儒学本无必然联系。先秦时代尚无骈文，不仅儒家，诸子百家之书皆为散行单句之文。但唐代古文运动却是在儒学的推动与指导下进行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强调文道统一、强调文的社会意义的文艺思想为以古文代替骈文的文风改革提供了充实而有力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以古文代替骈文这一文学发展的需要恰与复兴儒学的需要合拍。这两种需要又都是当时的社会情况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