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争或两汉经学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斗争。

　　两汉经学，就其对六经的解释说，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两派所依据的经书的传本，诠释的学风各不相同。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今文经学列为学官。东汉初期，今文经学又立十四博士。而古文经学未立为官学。古文经学派从西汉开始便为争取博士官，“诵孔氏之正道”而斗争。于是形成了今古文之争。

　　古今文之争的焦点是关于《春秋》学和《礼》学的论争。关于《春秋》三传，今文经学派推崇《公羊》和《榖梁》二传，古文经学派推崇《左传》。今文经学，推崇《仪礼》和《礼记》，而古文经学派还以《周礼》为经，彰明《周礼》。古文经学派多次争取立《左传》和《周礼》为博士官，并以官学的地位传授此派经传，包括《古文尚书》和《毛诗》。但遭到今文经学派的反对。

　　在汉代，古今文之争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论争是西汉哀帝时，古文经学派刘歆移书责备太常博士，要求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博士。他批评今文经学派说：“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汉书·刘歆传》）但受到今文经学博士群起攻击。第二次是东汉光武帝时，尚书令韩歆上疏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今文博士范升极力反对，斥古文经学为“异端”，“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攻击《史记》引《左氏》，“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并言“《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后汉书·范升传》）。古文经学派陈元上疏反驳，谓《左氏》作者丘明，亲受业于孔子，而《公羊》《榖梁》乃传闻于后世，故《左氏》为尚，宜立博士（《后汉书·陈元传》）。光武帝于是立《左氏》博士，但诸儒议论纷纷，自公卿以下，多次争论于朝，又终于废置。第三次是汉章帝时，古文经学家贾逵著《春秋左氏长义》，并上疏，谓《左氏》义长于《公羊》《榖梁》二传，摘出《左氏》30事尤著明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者，论证“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后汉书·贾逵传》）。今文经学家李育又作《难左氏义》41事，并于白虎观会议上，以《公羊》义又难贾逵（《后汉书·儒林传》）。经过此次论争，章帝诏贾逵等选高才生受《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古文经学虽未列于学官，但由此遂行于世，在学术上赢得了胜利。

　　两派之争，也往来于经师私人之间。汉末《公羊》学大师何休，为了树立《公羊》学的权威，追述李育意，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三论。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针锋相对与之论争。何休又以《春秋》驳汉事600余条，阐发《公羊》义。古文经学派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所驳汉事60条，往复辩论。

　　汉代的古今文之争反映了官方经学与民间私学的斗争。儒家经学内部的这一论争，到了近代，再度兴起。改良派康有为倡导今文经学，攻击《左传》和《周礼》，而革命派章炳麟则倡导古文经学，批评了康有为的经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