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规律性存在于事物之中。清代戴震为反对宋儒“以理‘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而提出的情理观。戴震认为，宋儒所讲的“理”，其实都是一种私见，不合乎情理。这种私见，其流弊所及，实成为祸天下之根据。戴震说：“《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孟子字义疏证·理》）这样以来，宋儒所提倡的“理”，实质变成了尊者、长者、强者欺压卑者、幼者、弱者的工具。能说会道又有其势位之人，总是有“理”，而没有势位又拙于口辞之人总是无“理”。戴震认为，这是根本违犯孔、孟、六经中的情理观的。如果像宋儒那样以“意见”（私见）为“理”，是荒谬的，“今使人任其意见则谬”；必须合乎人情，才是正确的，“使人自求其情则得”。他举例说，《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中的“治国平天下”章中所言“所不欲”“所恶”等，所谈的都无非是人之常情。而所谈的此类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惟以情絮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于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同上）戴震的情理观，是他的理欲观的延伸，是他的达情遂欲社会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