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等主观精神，主要通过事功、治功表现出来；反过来说，心、性的修养与完善，主要为了建立事功、治功。而建立事功、治功，必须于国、于民、于天地万物有利。清初唐甄提出的关于心性学说的命题。“性”指心、性、才等，在唐甄思想中实指人的主观能动性；“功”指事功、治功、功绩等。命题出自《潜书》的《有为》《性功》篇。“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儒惟治世，故仁育，义安，礼顺，智周，天地山河，万物百姓，即所成性，离之无以见性”（《潜书·性功》）。唐甄的这一思想，是针对程朱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不论事功的批评。他认为儒学自开创以来就是计事功的，所谓“儒者不计功”的观点，是对儒学的误解。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若儒者不计功，则舜不必服有苗，汤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仲尼不必兴周，子与不必王齐，荀况不必言兵。是诸贤者，但取自完，何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他批评了把性与才分裂开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事功属才的范畴，不属性的范畴。唐甄认为这种“即性之不能者别谓为才”（《潜书·性才》）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性即才，才即性，才表现出来的事功，亦即性的事功。他还批评了修性属内、事功属外的观点，认为“修非内也，功非外也”（《潜书·良功》）。他举孔子为例加以说明，“孔子教人，罕言心性，谨之以言行，约之以笃实，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潜书·取善》）。唐甄推崇王守仁“良知之学”，认为良知即是性。性（潜书·良知）即需自修，又需扩充出去，“达于天下”。所谓“达于天下”，主要指去建立事功，即从事功中看良知是否完满。唐甄见功为性的命题，从哲学上讲有重实践的意味；从社会伦理学角度讲，有功利论的倾向；从儒学发展史上讲，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