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行这一对范畴中，行比知具有更加根本的意义，人们的知识、经验要靠行才能得到，认识的目的也是为了指导行，且认识是否正确也要通过行才能检验。明末清初王夫之关于知行关系的命题。出自《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王夫之发挥了《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一语，批评了宋儒知先行后说。王夫之认为：①行是知的基础。比如人走路，不去行走是不可能知道道路情况的。古人为什么要强调“行之惟艰”？因为只有“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知非先，行非后”，人们只有通过行才能获得知。②知是行的目的。人们求知，不是为认识而认识，而是为了更好地行动，故君子“未尝离行以为知也”，人们求知如果离开了行这个目的，就可能陷入烦琐的词章考据而玩物丧志，或者陷入佛道之类的玄想、参悟。所以他反复强调“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张子正蒙注·至当篇》）。③行是检验知的手段。所谓“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的“效”，就是征验、效果之意。强调“行可兼知”，即行对知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否认知的作用。他认为：“人必知之而后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者也。……喻之深，察之广，由是而行，行必安焉。”（《四书训义》卷二十）王夫之行可兼知的命题继承发展了古代儒家“行之惟艰”的思想，并对前人知行关系的理论做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