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3～1682）　清初学者、思想家。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傭，学者以其所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1682年2月14日），终年70岁。

　　生平　昆山顾氏为一方望族，明末，伴随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而衰败。在国运和家道的江河日下之中，顾炎武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14岁为诸生，旋即参加江南文士进步组织“复社”，与同里友好归庄砥行砺节，不随俗浮沉，因之而有“归奇顾怪”之称。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被黜，国事的艰危日深，文士的救国乏术，使顾炎武从科场角逐中震醒，毅然挣脱了科举制度的桎梏。从此，开始自历代史籍、方志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资料，倾全力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纂辑，从而揭开了他一生为学的新篇章。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明亡，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顾炎武经地方当局举荐，得官兵部司务。翌年春，为应弘光政权征召，他撰为著名的“乙酉四论”，即《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五月，取道镇江赴任。未及到任，南京城破。目睹清军野蛮屠戮，顾炎武愤然投笔从戎，在苏州参加抗清斗争。兵败，返回故里。六月，清廷再颁剃发令，刀兵所至，义旗四举。顾炎武寄心事于笔端，写下许多洋溢爱国激情的诗篇。他以衔木填海的精卫自况，发出了“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亭林诗集·精卫》）的呐喊。此后数年间，他蓄发明志，潜踪息影，辗转于大江南北及太湖沿岸，从事秘密反清活动。顺治十二年（1655），反清事泄，顾氏家仆与豪绅勾结，扬言向当局举报。顾炎武潜回乡里，杀死家仆，因此而身陷囹圄。出狱之后，遂远离故土，只身北游。

　　北游之初，顾炎武先后在淮北和山东结识了当地学者张弨、张尔歧、马骕等人。张弨精于文字音韵，日后成为顾炎武所著《音学五书》的刻写者。张尔歧卓然经师，以《仪礼》研究著称一时。马骕则究心《左传》，著有卷帙浩繁的《绎史》，时有“马三代”之称。同这些学者的交游，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他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学等方面皆深得助益。

　　康熙元年（1662）起，顾炎武把游踪扩至河南、山西、陕西，从此笃志经史，全部精力皆集中于《日知录》的写作。七年，因黄培“逆诗”案牵连，在济南再度入狱。冤狱澄清，顾炎武一如既往，潜心于著述事业。为此，他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装驮书卷，跋山涉水，不辞辛劳，频繁奔忙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之间，把文献和考古相结合，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实地考察。迄于康熙十七年，顾炎武又陆续与南北名儒孙奇逢、傅山、李颙、李因笃、王弘撰、朱彝、屈大均、施闰章、阎若璩等人结识，他的著述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完成《音学五书》并送交友人张弨刊刻的同时，他还撰成了《郡县论》《生员论》《钱粮论》等一系列具有历史价值的文论杂著。尤其是正在精心结撰的《日知录》，更引起众多学者重视，纷纷要求转抄。于是，他于康熙九年将已写好的《日知录》初稿八卷刊行。

　　晚年的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以深湛的学术造诣而名著朝野。然而清廷几度征聘，他始终如一不予合作。康熙十七年，在平定三藩之乱取得重大成功之后，清廷把纂修《明史》事宜重新提上日程。为此，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征召海内名儒。对廷臣的举荐，顾炎武誓死不从，自此定居陕西华阴，不再进入京城。这时，他已年近古稀，老而无子，仅一养子顾衍生相随。其外甥徐乾学、秉义、元文兄弟贵显一时，几次写信，意欲买园置宅，敦请返乡养老，皆为他所回绝。顾炎武毕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志向，孜孜以求，老而弥笃。逝世前夕，病魔缠身，依然慷慨陈辞：“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亭林文集·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学术思想　顾炎武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在宋明理学盛极而衰之后，他深得晚明实学思潮熏陶的裨益。一生为学，始终抱定经世致用宗旨，主张：“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他把自己的著述事业视为转移人心风俗的百年大计，认为：“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亭林文集·与人书九》）因此，他鄙弃理学家的空谈心性，对于明末理学界的空疏学风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其锋芒所向，直指王阳明心学，强调心学本非儒学正统，而有类禅学。他引述明人唐仁卿的批评说：“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日知录·心学》）顾炎武反对载之空言而不能见诸行事的空虚之学，面对理学的衰微和士大夫的寡廉鲜耻，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已有耻”的传统儒学命题合而为一，提到“圣人之道”的高度大声疾呼。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他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为学为文旨趣高远，“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四》），“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著书之难》）。他高扬经学的旗帜，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见经学即理学）；“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的见解，试图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他所倡导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的治经方法论，为一代经学示范了笃实的学风。

　　著作和成就　顾炎武一生，以严谨精勤的学风和朴实的经验归纳方法，广泛涉足于经学、史学、方志地理、音韵文字以及诗文、博物等学，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宏富的成就，留下了几近50种宝贵著述。其间较为重要者有《日知录》32卷、《音学五书》38卷、《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肇域志》100卷、《左传杜解补正》3卷、《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金石文字记》6卷、《菰中随笔》3卷、《亭林文集》6卷、《亭林诗集》5卷等。他崇实致用的治学精神，严谨绵密的考证方法，以及广阔的学术门径的开拓，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成就为如下几个方面：①音韵学的研究。顾炎武继承明人陈第的上古音韵学，通过对《诗经》《周易》中古音的研究，将上古音韵离析为十部，取得了重大创获。清代260余年间，音韵文字学之所以能够从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观，以至达到近代科学的水平，顾炎武及其《音学五书》有着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②经学的研究。作为一代经学的倡导者，顾炎武不仅确立了影响久远的治经方法论，而且他所提出的若干问题，诸如《周易》疏解中的程、朱分野问题，《诗经》《尚书》中的今古文问题，《春秋》中的三传问题，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礼乐、刑政、典章制度问题等，皆为一代经学开启了路径。③历史编纂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顾炎武把经学与史学密切结合，还《六经》以平实史籍的本来面目，主张“多闻阙疑”，以“据事直书”为作史准绳，从而为一代史家树立了楷模。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成为研究古代历史地理和古代经济史、尤其是明代经济史的重要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