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是人心、人性的基础和本源。明末刘宗周的心性学说的命题，见于《语录》。他释人心为气，以此为基础进而形成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①他以“气”为万物之本原的自然观，说明由“气”产生和决定了人的形、质、体、官，从而才有了形而上的“性”，“故曰性即气，气即性”（《证学杂解》）。他批评离心谈性或把心性等同的观点是“愈玄愈远”，同时也否定了人性源于“天命”“理”的观点。②从反对先天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的好坏是靠后天所处环境和主观努力程度而发展变化的，把人的贤愚、圣凡差别归之于后天的习和学，“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习说》）。③指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非但不对立，且“义理之性”寓于“气质之性”中，“道心”寓于“人心”，故曰“人心道心只是一心”（《中庸首章说》）。“天理”和“人欲”也是“同行而异情，故即欲可以还理”（《学言上》），把天理与人欲统一起来，且认为可相互转化。刘宗周有时又承认先天人性论和先天道德观，把“意”和“道心”作为“心”的主宰，主张“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之本性”（《学言中》），并提倡“主静”和“慎独”，要求通过内心省察以求“识得天命之性”（《语录》），表现出他思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