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认本体与道德修养不相分离，知与行不相分离。明代顾宪成提出的强调、重视实践的命题。出自《证性编·罪言上》，针对王学末流宣扬王学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说和只言本体、不说功夫、排斥实践的空疏学风。顾宪成释曰：“道性善是说本体，称尧舜是说工（功）夫”（《经正堂商语》），要人们以尧、舜为榜样致力于仁义礼智为内容的“道性善”目标。他否定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见（现）成良知”“见成圣人”，重新解释孟子之说为“不能而学亦良能”“虑而知亦良知”（《小心斋札记》）。他反对空谈本体而不重践履的学风，指出为了体认天理和“行知天理”，必须发愤忘食、好古敏求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倡导贵践履的学风。东林人士多持此说。高攀龙指出，本体与功夫是否合一，正是朱学与王学、实与虚、“心非性”与“心即性”的分界，也是儒与佛的分界，故说“学问不贵空谈贵实行”（《东林书院志》）。史孟麟则提出：“有本体自有工夫，无工夫即无本体。”（《东林学案》）此后，刘宗周提出了“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和“即知即行是谓真知”的论点。顾宪成提出的此命题，对于明清之际务实致用学说的发展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