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大商人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力量。明末清初王夫之关于商人社会作用的命题。出自《黄书·大正》：“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司命”系中国古代星官名，即文昌第四星，神话中说它是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旧时多为读书人所崇祀。王夫之将大贾富民提到“国之司命”的地位，说明他对商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有相当认识。这种认识反映了他对明末清初商品经济发展已有较深的印象。例如，他在提出这一命题之前，分析了全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指出东南沿海地区，“良贾移于衣冠”，福建、广东已有对外贸易，其他一些贫瘠的“千户之邑”，也有“素封巨族冠其乡”。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使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得以“自给”，能“晨户叩而夕炊举”。在王夫之其他著作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商贾贸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虽过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宋论》卷二）又说：“金粟交裕于民，厚生利用并行，而民乃以存。”（《读通鉴论》卷四）“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读通鉴论》卷二十七）基于对商人社会作用的这种认识，所以王夫之在《黄书·大正》中，极力抨击那些贪官污吏“借锄豪右，文致贪婪”的行径，主张“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对王夫之这一命题的评价，学术界有分歧。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对这一命题评价不能过高，因为在王夫之的著作中，抑商言论不少。如说：“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这说明王夫之还没有完全摆脱重农抑商的传统，对商人社会作用的认识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