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中国宋元明清时以儒学为主，整合佛、道而形成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宋学、新儒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理学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科举是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用设科考试以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创始于隋，形成于唐，盛行于宋元明清，前后持续了1300多年。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元明清的科举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科举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尤以进士科为重，进士及第即可直接授官。一类是制科，由皇帝亲自策问，科目的设置不定，可以临时下令举行。元代对科举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并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考试办法。明朱元璋曾一度废止，不久即恢复科举取士。明代科举只有进士一科，明中叶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进士是高级官吏的必要条件。清朝科举基本上因袭明制，乾隆时基本定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才被废除。

　　宋元明清的科举考试一般3年举行一次，明洪武十七年（1384）成为定制。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宋代是地方官主持的州试、尚书省礼部主持的省试与皇帝主持的殿试；元代是行省主持的乡试、礼部主持的会试、皇帝主持的御试。明清时，地方考试又叫院试、童试，由州县长官主考，通过以后称生员，又叫庠生，俗称秀才。取得秀才资格之后方可参加省级考试，又叫乡试。乡试每3年举行一次，又称大比，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因考期定在农历八月，又称秋闱。乡试录取者称举人，第一名又称解元。中举者方可参加第二年的中央考试，即会试。会试一般是丑、辰、未、戌年的春季在京城举行，故又叫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又叫礼闱。会试录取名额无定制，少者30余人，多达406人。会试取中者称贡生或中式进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后于四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只试策问一场。凡参加殿试的均可获进士资格。殿试后依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人叫“进士及第”，为状元、榜眼、探花。状元一般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一般授翰林院编修。二甲若干人为“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同进士出身”。二甲、三甲进士经“朝考”后择优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后补授重要官职。当时读书人中了进士，就有了功名。因而，科举及第成为当时士人追求的主要目标。

　　科举制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学风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在历史上曾有其实际功效。通过科举考试，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譬如著名的理学家中，大多数曾考中进士。邵雍、张载、程颢、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罗钦顺、王廷相等理学家，均为进士，有的还是进士及第。同时，这些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对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定型也起了重要作用。

　　王安石改革科举　王安石是北宋时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重要的理学家。王安石认为以诗赋为主要考核内容的科举制无法选拔出对天下国家有用的治国人才。因而，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对科举制度进行过一系列改革。熙宁四年（1071）颁布新的科举考试办法，取消以死记硬背经典为主的明经诸科，废止进士科的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用“务通义理，不必尽用注疏”的经义与策论。把《易》《诗》《尚书》《周礼》《礼记》定为大经，《论语》《孟子》定为兼经。进士科考大经、兼经、论、策共四场。后又规定所有及第进士必须加试法律政令，合格者方能授予官职。为了统一思想，王安石于熙宁八年（1075）编成由《诗》《书》《周礼》组成的《三经新义》，《三经新义》由国子监镂版印刷，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王安石还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认为人才应从学校产生。为了用学校考核逐步代替科举考试，王安石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考试制度。三舍法赋予学校直接输送官吏的职能。太学不再是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太学的优等生可越过科举而任官，次优等生可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殿试或省试。太学的统一教材也是《三经新义》。王安石死后，三舍法在北宋曾一度取代科举取士。王安石对科举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他用《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标准，对后世有所启发。至元代《四书章句集注》便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王安石用学校教育代替科举考试，以招揽有真才实学之士，有其积极意义。

　　程朱理学与科举　朱熹生前虽形成了有影响的学派，但被南宋统治者宣布为“伪学”，致使有些学生为了与朱熹划清界限而变服易形，出入博奕之肆，否则就无考试资格。南宋末，朱学的处境有所改善。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下令中书制定科举条制。依据这个条制，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解释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第二场考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500字以上。汉人、南人考三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二问，从四书中出题，释义用《四书章句集注》。又考经义一道，从五经中选一经，《诗》用朱熹的《诗集传》，《尚书》用蔡沈的《书经集传》，《周易》用程颐的《伊川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春秋》可用“春秋三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礼记》用古注疏。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一道。第三场考策一道，从经史时务内出题，限1000字以上。这一科举条制随后得到推行，由此确立了程朱理学在科举取士中的主导地位，程朱理学因此成为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明初承袭元皇庆条制。至明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四书大全》所引“先儒”之说有106家，大多是程朱学派的人，主要内容是阐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意蕴。《五经大全》所依据的经注，均属程朱一系。《易》《书》《诗》所依据的经注与元皇庆条制相同，《春秋大传》依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据陈澔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二程，蔡沈师朱熹，陈澔之父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至此，完全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科举取士的标准。

　　明中叶以后，不仅规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还规定科举考试所用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有固定格式，专从四书、五经中出题，阐发义理以程颐、朱熹等人的注解为标准。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部分组成。中股为全篇核心部分。4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称“八股文”。八股文有固定的字数。采用八股文进一步加强了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不过，八股文很快又变成了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僵化模式，抛弃了程朱理学重义理阐释、重心性涵养的积极因素，从而把程朱理学变成了僵死的教条。

　　其实，二程和朱熹对科举的弊病也有所批评。程颢十五六岁时便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颐27岁廷试报罢，遂不复试。朱熹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把科举及第作为目的是“干禄蹈利”“忘本逐末”，由此会导致社会风俗败坏，人才贫乏。朱熹认为士人读书的目的应是成圣为贤，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程朱理学与科举结合后，变成记诵传注之学，产生很多弊病，因而导致王守仁心学的兴起。

　　陆王心学与科举　陆九渊承认科举取士有可取一面，培养了一批人才。但对当肘读书人都溺于科举之习而深感不安。他认为士人虽言必称圣贤，而其志向与圣贤背道而驰，只不过借以谋取功名利禄。陆九渊指责朱熹的学说看重学问知识的积累，从而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王守仁所处的时代，朱学已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士人埋头书册，留情传注，视中举及第、出仕做官为唯一追求，出现了“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的情形，学问与道德严重背离。王守仁因此而提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一方面对当时的科举提出批评，一方面也认为在能致良知的前提下，中举及第也无妨。王守仁的两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为就学于王守仁先放弃了科举应试机会，后在廷试途中听说王守仁病逝便放弃了廷试机会，二人服心丧三年后又同中进士。王门有许多出身樵夫、灶丁、农夫、窑工的信奉者，对科举及第的追求自然不及朱学的信奉者。

　　评价　理学与科举在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没落，理学的保守性日渐突出，受到了猛烈批判。科举考试也因其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弊病的不断增长而为近代考试制度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