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制度中以通晓儒家经义为取舍标准的取士方式。唐代科举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偏重诗赋。北宋初年，基本沿用唐制。庆历四年（1043），宋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建议，实行改革。省试分策、论、诗赋三场，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为录取根据，不考帖经、墨义。通晓经术的考生愿对“大义”的，可以试经典“大义”十题。增加了儒学经义的比重。熙宁（1068～1077）年间，王安石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对科举制度又进行重大改革，单设进士一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论、策。所谓“经义”就是根据儒家经书原文摘出句子或段落作为试题，要求考生以论文形式阐发其精神要义。在“经义”考试中，考生必须通晓经义，又有文采，才算合格，不像原来的墨义那样，只求粗解章句。王安石列为经典著作有《周易》《诗》《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每个考生可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王安石为了统一考试标准，于熙宁八年（1075）撰成《三经新义》（“三经”即《诗》《书》《周礼》），宋神宗命令颁行天下，用于学校教学和科举考试。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哲宗继立，司马光执政，废除新法。于元祐四年（1089）又将进士科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进士，必须选习二经，诗赋进士必须选习一经。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宋哲宗亲政后，又予否定，“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南宋建炎二年（1128），又设诗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科。绍兴十三年（1143）根据高闶“取士当先经术”的建议又并为一科，绍兴三十一年又分为两科，直至宋末。

　　通经取士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在科举制度人才选拔上的表现。北宋政权实行文官治国，提倡孔孟儒学。宋儒关注的已经不是汉代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而是要进一步理解、发挥儒家经典的义理。在这种背景下，由诗赋取士转向通经取士势所必行。另方面，经义取士的实行也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诞生。通经取士对后代科举影响深远，元、明、清时代，“经义”一直是考试的重要内容，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

　　王安石改革科举以通经取士，本意在改变强诵博记、空疏无用的学风，但并未达到崇本务实的目的。后来，明、清的经义取士以八股文“制义”，导致思想空疏，形式僵化。正如顾炎武所说：“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日知录·经义论策》）